编选的理由

　　■闵良臣

　　北京的一家《青年周末》刊出一则报道，说是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换血，除了将金庸的《雪山飞狐》替掉了鲁迅的《阿Ｑ正传》，另外还作了一些篇幅的调整，因而闹出不小的动静。

　　其实，换，是正常的，不换，倒非正常了。别的作者不说，就是鲁迅在世，也未必就希望他的文字一直占据在教科书中。而况且不说鲁迅作那些文字时是绝没有想到将来要上教科书的，甚至一再希望他的文字“速灭”。八十余年前他在《写在〈坟〉后面》就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换不换，换上什么，又替掉什么，而是那几个编委对他们的这种换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他们不论替掉的或是换上的都是应该的。这就让人觉得有几句话想说。

　　我当然知道，这些编委们即使不能算是“各学科的带头人”，也都是在自己的专业上“有两把刷子”，即这编委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得了，或说谁想做就会让你做的。

　　不过，只要承认，是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好恶，编委们也不可能例外的话，就应该想到不论替换掉的还是新换上的——特别是新换上的——都是这几个编委的“意思”。我敢说，随便再挑几位别的编委过来，不论是替掉什么还是换上什么，肯定与这几位编委的有所不同。

　　我们先来看看为何要换上金庸的《雪山飞狐》，或说这《雪山飞狐》是如何替换上的。报道中这么讲：“《雪山飞狐》进入这次北京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并非偶然。”为何“并非偶然”呢？原来“编委中有不少金庸迷，62岁的薛川东说自己就爱读武侠”。我们从这篇报道中看得出，薛川东不是一般的编委，而是很有点“核心”的味道。既然这教材编委的“核心”就是一个金庸迷，在所编的教材中上一篇金庸的作品，岂不是“小菜一碟”。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编委中还并非一个“金庸迷”，而是“有不少”，“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是个知名的‘金迷’，曾多处举办关于金庸的讲座，出版过《笑书神侠》等金庸研究著作。他做客人民网时，曾提到金庸塑造了不少‘相当高明’的中国人形象——既有韦小宝，也有康熙；既有张无忌，也有张三丰”；这还不算。“这次把金庸武侠小说推上教材的，不是孔庆东，而是67岁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主编顾德希。”报道中“薛川东笑着这样介绍：‘顾老师可是金庸的“粉丝”。’”读到这里，对于上这篇《雪山飞狐》，你还有什么话说？顾老师的年纪并不重要，是不是金庸的“粉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北京版语文教材主编”，是“北京四中的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有了这些，“顾德希亲自推荐了《雪山飞狐》中的这一段”，才能“最后被确定下来”。

　　这本武侠小说好不好，在下没看，不便置喙。既然“编委中有不少金庸迷”，这让我相信，这本书确实能吸引一些人，或说肯定有不少人很喜欢；然而我也确切地知道，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也有不少人不喜欢，甚至很厌恶。这从一些网友的跟帖中是能看得出的。比如一位叫“007”的网友就是这样说的：“金庸是无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鲁迅是一根针，专刺人最痛的地方，他让人们在堕落地活着的时候还不至于绝望；金庸更多的是像在一些腐败的僵尸身上套上一身华丽的官服，在满足自己幻想的同时也让很多人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这种评语对不对，要看他说的是否事实。如果是，那么，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是需要金庸还是更需要鲁迅，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像文化学者傅国涌先生所说的“金庸作品进教材，至少传递出多元的信号”，并且这是“几位在中学一线教语文的朋友”在“简单讨论过这个问题”时“几乎一致”的意见，那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此外，此次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换血，还选入了《红灯记》、《杨门女将》等京剧选段，而“过去的经典戏剧作品《雷雨》，则在这套教材中消失了”。

　　为何要让《雷雨》消失呢？报道中语焉不详，大约“正如该教材编委薛川东所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吧。

　　至于为何要换上“京剧选段”，“薛川东说：‘我们觉得，京剧作为国粹，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的确是语文该承担的事情太多了。刚好这两篇也写得比较好，很不容易。’”但我想，就因为是“国粹”，就是选进教科书的理由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中国的“国粹”多了去啦！一些，或说也不知我们有多少所谓的“国粹”也正在走向死亡甚至灭绝，我们又如何去抢救？这且不说，让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国粹”是否“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或说关注它又有什么意义。

　　据知，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是歌、舞、剧三者的结合体。从周秦时期的“优伶”、到汉代的“百戏”、再到元代的“杂剧”，几千年来发展至今，形成了中国戏剧的众多传统剧种。然“发展”到今天，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在全国能叫得响的不是很多，也就那么十几二十个。我注意到，2001年11月下旬，在南宁落下帷幕的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上，也只展演了36出剧目，涵盖的也只有22个剧种。这二三百种也好，这十几二十个也罢，说句不太客气的话，都是在作“垂死挣扎”。我们现在是拼命努力想把一些剧种保留下来，“发展”下去。然却事与愿违。

　　自己曾在1992年《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戏剧不易改良》中引用我国戏剧研究专家徐城北先生举的例子，说是一个京剧团原本想去外地演出赚一笔，不想后来连回程的路费也没挣着。后来，央视《东方之子》节目采访评剧艺术家、后改行演小品且名满全国现已去世的赵丽蓉，问他对当前戏剧的现状有什么看法，这位艺术家咂了咂嘴：“我琢磨戏剧还是要改。”至于如何改，她至死也没说——想也说不出。从央视《东方之子》2000年10月17日播出的节目中看到采访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这位院长也认为：“京剧如跟不上时代发展，不合社会潮流，完了就完了呗。”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文言和白话》一书中讲“变文”时有这样一小节话：“夸张，繁复，绘影绘声，多不合实际，都是变文的旧传统。近年来有些人注意这类通俗作品，有的人并且多方搜集，编为目录。但究竟爱读的人不多，所以没有辑本或选本出版。”还有梁实秋先生在《听戏》这篇文章中更是反对喊改良戏剧：“我只知道一种艺术形式过了若干年便老了衰了死了，另外滋生一个新芽，却没料到一种艺术于成熟衰老之后还可以改良。”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又补充说：“我常想，我们中国的戏剧就像毛笔字一样，提倡者自提倡，大势所趋，怕很难挽回昔日的光荣。”为什么呢？“时势异也！”几年前，北京举办中国京剧票友大赛，笔者关注不多，更没认真观看，只是从“午间30分”的节目中知道，好像参加者年纪最小的只有四岁，年长的近八十岁，很是热闹了一小段时间；与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那阵子的热闹劲儿差不多，真是大有再次掀起京戏热潮之势。然而到底如何，看看“200周年纪念”之后，就不难得出答案。殷鉴毕竟不远。此外，我还有篇《传统戏剧的前途》，发表在当时的《太原日报》上，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

　　中国的京剧，谁都不能说不好。不好，还能叫“国粹”吗？可好倒是好，我却早就觉得：它们“至多是保留在博物馆里，陈列在那儿，供后来的人们神往和怀念。我认为，戏剧一旦达到‘非常完美的境地’，也就老了，或说也就离‘死’不远了。”即使成了国粹，说句该掌嘴的话，也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这样说，也绝非是在诅咒戏剧。因为这是一种规律：‘完美’了，就不思改革，也很难改革。而不能改革，必然落后于时代，而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只要落后于时代，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用句老百姓的大实话，便是‘除死无大灾’”。

　　既如此，今天在教科书中换上这种“国粹”，怎么看，都不是“时代”的需要，也与“该教材编委薛川东所言”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不大吻合——我们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教科书上换上“京剧选段”也是“折射着时代的变化”吧；极而言之，我们要让那些孩子关注这样的“国粹”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