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中地义务教育负担沉重

　　晋江市是福建省吸纳农民工最多的地方，早从2002年起，晋江市就开始将外来农民工子女纳入全市统一的义务教育保障体系，实现了本、外地生无差异就学。本外“杂处”、公平就学受到了外来工的极大欢迎，目前外来工子女已占到晋江市在校生的半壁江山，“生不分地域”的教育新格局在晋江初步形成。

　　但记者近日在福建、广东一些地方调研发现，各地在落实流入地、公立校“两为主”政策方面存在较大悬殊，并形成了认真执行者“不堪重负”、敷衍对付者“一身轻松”的不公平现象。一些专家认为，在农村小学初中将全部免收学杂费的新背景下，一些农民工集中地将因贯彻“两为主”背上更为沉重的教育经费包袱，当前应加大对这些地方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建立基于流动人口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晋江市是福建省经济最为活跃、财政状况最好的县级单位，2006年晋江市财政总收入48.6亿元，其中地方本级收入21.2亿元，用于教育事业的支出超过5亿元，占到了总支出的3成左右。但晋江市教育局长庄应端却向记者诉起了苦：目前晋江中小学校的容量基本达到极限，教育投入越来越不堪重负。

　　记者深入晋江一些乡镇小学发现，教育局长的诉苦并非虚言。陈埭镇是晋江第一大镇，本地人口八万人，外来农民工40万人，全镇小学生15268人，外来生就有11367人，占到了74.4%，外来学生已明显超过本地。在陈埭镇，小学班均生数达到了62.1人，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小学班均生数，而鹏头、霞村、西坂等几所小学班均生数甚至在70人以上。在新塘街道瑞鹊小学，校长杨志芳说，五年级原来只有两个班，但这学期一下子增加到了130人，不得不分拆成三个班。

　　小学人数暴增，初中外来生增长的势头也很明显。2004年，在晋江就读的外地小学生升入本地初中的比例不足50%，2006年则达到了83%。2006年初中在校外来生9057人，比2004年增加6922人，相当于增加128个教学班。

　　记者了解到，晋江市是闽南有名的侨乡，改革开放后华侨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加上地方经济相对发达，晋江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向来不错。但随着外来学生的大幅增加，目前晋江不少学校生均校园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图书等指标却达不到“双基普高”的要求，教育先进县很多硬件指标是“后进”。在陈埭、青阳等乡镇，音乐室、美术室、劳技室、电脑室等专用教室都挪为上课之用。

　　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李天奇介绍说，晋江一个县级市接受了全省1/6的外来学生，临近的石狮市人口只占全省的1%，接受了全省5%的外来学生，比有些中心城市还要多，教育经费、教育管理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让孩子在打工地上学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行为。

　　“与过去只身一人外出相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家庭的移入将大大改变流入地的教育需求。”晋江市教育局初教科科长蔡金禄说。

　　2006年下半年，晋江市教育局曾经做过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现有10万外来学生中，79.7%是随父母一起以家庭形态生活在晋江。按平均每个打工家庭1.3个孩子在晋江来推算，至少有7.7万个家庭在晋江生活。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调查也显示，61.5%的农民工希望自己的小孩在打工地上学，以家庭为单位流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初步具有移民倾向。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让孩子在打工地上学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行为。

　　“但目前教育资源的安排还是以常住人口来规划，这就造成了供需的极大矛盾。”蔡金禄说，以晋江为例，本地常住人口100万，外来人口80万，但现有公办学校基本是按100万常住人口适龄儿童就学需求规划设置的。

　　除硬件设施外，教师编制将是一大难题。目前晋江全市小学教师编制为6011人，现有公办教师4974人，缺编1268人，占比21%。2006年秋季，晋江市公立校接纳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大约在77000人，按1：23的师生比例，就需要3348名老师，晋江因此至今还聘用了1140名代课老师。以一名老师两万元/年的保守经费来算，就至少需要6698万元。

　　晋江市经过测算，每产生100亿元GDP所需的外来工，将带来1.2万至1.5万名学生就读。预计到2010年，晋江市常住人口及外来工总数接近250万人，外来学生数达22万，其中小学生12万人。按现有教师编制，今后五年还须补充2700名。

　　广东省副省长谢强华介绍说，在东莞，建一所千人规模的学校，仅建筑方面的成本就要2000万元。按现有需求，东莞一年要建60所，需投入12亿元。他认为，除了经费的压力，更重要的还有教育管理方面的压力，完全靠流入地来解决难度很大。

　　专家认为，晋江面临的困难具有普遍意义。过去那种依据户籍人口来规划教育资源的做法已面临极大挑战，建立基于流动人口的教育资源配置新体系势在必行。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甘满堂分析认为，就晋江这类地方来说，相较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经济支柱是高度依赖农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农业社会到初步工业化也是在近10年左右时间内才完成的，社会结构还更多留有农村的特征。在这一类地方，因城市人身份享有各类优质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少，农民工进入门槛低，实现公平化教育也相对容易，这是吸引打工农民进城、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契机。

　　甘满堂认为，虽然国家要求流入地、公立校“两为主”来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但各地执行力度差别很大，并形成了认真执行者“不堪重负”、敷衍对付者“一身轻松”的不公平现象。记者也了解到，一些在晋江临近县(市)务工的农民工，也将孩子送到了晋江的学校。仅池店镇的小学，就有一千多名学生的父母在临近的泉州市鲤城区、丰泽区打工。

　　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李天奇告诉记者，晋江是福建省落实“两为主”政策最好的地方，其面临的困难也具有普遍意义。2007年全国农村中小学生将免收学杂费，相关费用势必由各级财政来承担，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则更多落在地方。像晋江一个县级市，各乡镇虽然工厂林立但都还是农村，越来越多外来学生的教育支出单靠一县来承担确实不堪重负。李天奇还担心，内地一些农民工大省学杂费减免部分各级财政承担了，可大量的学生却流到了沿海地区，目前又没有建立省际间的协调机制，可能会造成“不该补的补了，该补的却没补到”的现象。

　　不少专家认为，农民工家庭流动的趋势正日益明显，过去那种依据户籍人口来规划教育资源的做法已面临极大挑战，建立基于流动人口的教育资源配置新体系势在必行。他们因此建议：

　　落实“两为主”应分类指导，对晋江一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对农民工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可重点推进。

　　建立基于流动人口的教育转移支付政策，对认真执行“两为主”政策的地区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减轻其因接纳外来生而承担的教育经费压力。

　　结合城镇化步伐，将农民工子女纳入一地教育布局的长远规划，及早进行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

　　作为输出地也要考虑流入地的压力，输出地要解决农民工女子的入学问题，特别是留守子女的入学问题，不要把“两为主”变成流入地单方面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