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国际大都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本报记者 陈善哲

　　香港、深圳报道

　　第二届“港深论坛”为港深都会描绘了美妙的蓝图——到2020年，GDP超越伦敦和巴黎，成为全球仅次于纽约和东京的超级大都会。不过，在“一国两制”基础上，两地加强合作还必须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香港和深圳两座城市的进一步融合，不再是深圳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去年的首届“港深论坛”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提出港深联合打造“特大城市”的建议。一年之后，这个建议已经是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

　　香港的民间智库“智经中心”在8月9日就为本次论坛预热，率先发表了《建构港深都会》的研究报告，为港深都会描绘了美妙的蓝图——到2020年，GDP超越伦敦和巴黎，成为全球仅次于纽约和东京的超级大都会。报告建议香港与深圳加速经贸关系、基础设施、人员往来等方面的整合。

　　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民间智囊天马行空的构想。8月13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办的第二届“港深合作论坛”上，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到会，为论坛作主旨发言。

　　唐英年说：“我们有必要把不断发展的港深关系，再向前推进一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世界级国际都会。”

　　香港愿景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宋运肇在多年以前，就在不同的场合主张港深合作，打造国际性大都会。但是他的提议换来的是香港人不以为然的回答：“香港已经是国际性大都会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深圳？”

　　这种被宋运肇定义为“大香港”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深圳河的南岸。因此，“港深合作”多年来一直呈现“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尴尬局面。一方不断炮制“港深合作”的各项议题，另一方却始终半推半就地保持微妙的距离。

　　随着香港对内地经济依存度的加深，2004年后深圳方面对于“港深合作”的论述越来越频密。

　　2005年1月，深圳市政府提出《深圳市融入“泛珠”区域合作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要建立“深港合作圈”，认为深港合作圈是深圳与泛珠合作的第一圈层，可以实现深港两地的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互补，形成深港国际性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城市圈。

　　2006年，深圳又相继提出“深港创新圈”、“深港都市圈”等概念，力主将深港的协调与合作提高到战略合作城市的高度，推动深港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2006年7月，《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明确深圳的定位是“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深港同城)”。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郭万达博士说，无论是“港深都市圈”还是“深港同城化”等流传甚广的概念，都是由深圳政府或者民间人士所倡导；反观香港，多年来并未形成自己关于港深关系的明确论述。

　　2007年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提出要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深圳携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这被普遍认为是香港方面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契机。对此，深圳方面通过不同场合予以高调呼应。

　　在首届“港深论坛”上，“港深特大城市”的概念首次被提出。这被视为香港方面第一次有官方背景的关于“港深同城化”的论述。而提出此概念的刘兆佳被普遍认为是曾荫权最重要的幕僚之一。

　　发布《构建港深都会》报告的香港智经中心从运作机制上说是一个民间智库，但是其良好的政府关系依旧给了媒体充分的想象空间。智经中心的前主席陈德霖目前是香港特首办公室主任，现任主席胡定旭则是香港特区

　　智经中心的报告对“港深都会”的概念和范围等做了明确的界定。郭万达表示，这是多年以来香港方面对“港深关系”第一次系统完整的论述。

　　唐英年在“港深论坛”上致词时表示：“港深合作的长远目标，就是共同建设成为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亚洲世界级国际都会。”

　　热恋期的疑问

　　有长期关注港深关系的本地观察家判断，香港政府对于“港深都会”的大胆论述，表明港深关系即将进入热恋期。

　　智经报告注重实证研究，访谈了100位港深两地和广东省、国家部委的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以及上百家两地企业和近千名市民。访谈的结果表明，“港深热恋”仍需面对挑战。

　　一位北京学者对“港深都会”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即使香港和深圳联手都不足以打造纽约、伦敦一类的国际大都会。他认为这一概念过于超前，港深两地应该务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的合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在众多官员和专家看来，“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是港深合作必须面对的现实。两地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采用不同的法律体系，还存在独立的海关和边境。“如果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经济和市场力量对港深‘融合’的推动力一定是有限的。”很多香港的受访者据此断定，港深融合为一个城市难度很大。

　　智经报告认为，如果要打造港深都会，两地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是香港扩边，还是内地扩边？是一线放开，还是管住一线？是内地法系，还是香港法系？是公众利益，还是大企业利益？

　　在“港深论坛上”，一位来自香港的学者提出，多年以前就有广东省官员提出，深圳应该“开放一线，控制二线”，但是目前的趋势却是“控制一线，开放二线”。这是否和“港深都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所谓“一线”是指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边境，“二线”是深圳特区和内地的分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内地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二线”内外的差异正在迅速被抹平。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港深两地应该回避“大都会”或者“同城化”等概念，而务实地推进在某些具体议题上的合作。

　　宋运肇认为，港深合作应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最迫切的切入点就是加快两地民众的生活便利化。智经报告也认为，应该从促进两地的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着手，推进两地资金流、人流、物流方面的进一步融合。

　　早先有报道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考虑允许200万深圳户籍人口以更加便利的方式前往香港。媒体认为，如果这个想法付诸实施，那将是深港合作方面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

　　对香港特区政府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可能是说服香港民众，放开两地的人流不会对香港社会造成冲击。根据智经报告的访谈，90％的深圳民众对港深都会态度积极，而香港方面则有30％的人不表乐观或对建议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