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优势依然存在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我觉得在研究中可能忽略了一点。以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为例，当其进入到工业化高峰时期，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同时因为工业化速度很快，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产品，所以在日本的1960年代，大约在1962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交换，就是农业的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提供的资本物品流入农业部门，所以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继续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可以向工业部门提供。这种人和资本物品的交换，使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

　　我看到蔡昉提供的报告里面有一个表，那里面也说到，按照现在的测算，农业劳动力已经转出去了2亿人，但农业部门还有1.8亿，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的确剩下的可以继续转出去的劳动力就不多了，就是他报告里所说的可能只有几千万。但是按照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占全体劳动力比重3％的水平来算，如果通过资本物品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来获得新的劳动力剩余，未来农业劳动力可能也就需要两三千万人，那这1.8亿当中是不是就变成了还有1.5亿人可以转出来？所以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中国还是会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推动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后不再回去，农村户口大量减少，这样的话土地才有可能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才能形成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的劳动力优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至少在10年、15年之内可以保持的。

　　吴晓灵(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我国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有条件把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来。如果不减少农村人口，蔡昉讲到的城市劳动力拐点是存在的。其实他后来也表明，他的假设是按原来的模式测算的。如果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话，跟世界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我国现在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收入不足。农民收入不足，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靠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很难。最近农民增收很多是政策性的补贴，但是就农业的自身产出提高收入已经不太可能了。既然大量的是靠转移支付和劳动力打工提高农民的收入，就应该努力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提高农民收入，缓解矛盾。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劳动力供给，实际上是和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是和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是和人口结构相联系。在未来十年，如何去认识处理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可能更关键。

　　根据蔡昉的数据，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还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发生了变化，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了。解决好居民收入问题，进而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这是未来十年要注意的大事，它和投资消费的结构是相联系的。

　　江小涓(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蔡昉所有的基本面数据我全部同意，有几点我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程度在提高，但这个数据只表明了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没有城乡之间的分析。

　　其次，他认为虽然工资在提高，但是就业问题和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是长期存在，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他引申出来一个观点，认为还是不要着急发展重

化工业，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求层面的变化，是不是会压过供给层面结构的缓慢变化？假如全球市场是开放的，现在我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有优势，但国内的消费结构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铺钢筋水泥。服装鞋帽、玩具箱包，国际上的需求不会一直这么多。原来的出口可以持续增长，但出口的空间在相对缩小。我认为是重化工业还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本会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其它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环境成本肯定要上升。

　　(吴晓灵、江小涓发言部分未经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