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民兵”背后的企业社会资本

　　与跨国公司的外包策略相比，国企的“外包活动”隐含了更复杂的危机因素

　　国资“民兵”背后的企业社会资本

　　商亦有道

　　鲍勇剑

　　被错误理论所武装的实践更具有破坏性。最近我就碰上一桩。

　　班上的老吴是一家“国资”号的通讯大企业的分公司经理。店小利润高，二千人的分公司每季度却有上百亿的收入。案例讨论时，老吴抖露出细节：他还有一万“民兵”(合同工)，这些人由关联企业雇佣，但专门并全职为老吴的通讯公司服务。用刚刚学习的科斯原理，老吴自信地解释了外包策略如何帮助他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谈判成本和解约成本。利用有单向依赖关系的关联企业，通讯公司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对付“民兵”，从而避免了正式雇佣的各种管理风险。在赞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之余，老吴还坦承，效仿美国公司的国际外包策略，许多中国大企业创造了不少国内外包的新模式。

　　这样的外包策略，在美国和印度之间能做，但中国的大企业却不可学，受“国资委”领导的企业更不可为。在同一国度，低成本的外包策略有着高昂的社会代价，它损害了经济体制的公正性，并导致不同类别员工的畸形心理落差，损害外包员工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同为一个社会的公民，由此而来的各类社会成本也摊派到每个人的头上。

　　跨国界的外包可行，不仅因为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基于二种有地理和心理距离的社会契约。美国向外转包的非核心业务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竞争能力，也为承包国创造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它基本上不违背发包社会的主流利益，更受到承包社会的主动欢迎。在美国企业节约成本的同时，至少为印度创造了社会收益。因为二个社会的距离，外包的经济活动没有挑战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也与各自的社会心理约定相兼容。

　　但是，当外包为社会制造了新的成本，而个体的企业又无须为它们制造的社会成本负直接经济责任时，情况就改变了。如今，从CNN到国会，整个美国都在讨论外包引起的国内失业对美国社会制度和公民心理健康的影响。2006年的世界管理年会(Academy of Management)也专门开了个分会场，讨论外包，失业员工的心理疾病，和各类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持不同观点的人至少同意一点：经济活动这条“鱼”不能脱离普遍社会心理约定这泓“水”，由企业经济活动引发的社会成本值得深度关注。

　　与美国的情形相比，国资企业的外包活动隐含了更复杂的危机因素。大多数国资企业都具有行业的垄断地位，那常常是国家政策的规定。因此，除了正确的成本计算外，它们的外包策略还涉及到政策性垄断的合法来源。它的唯一来源是公民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间接授权。“民兵”和“正规军”的区别不仅扭曲了公民平等雇佣的权利，还自陷国资企业于不义，并为它们所享有的政策性垄断制造了潜在的危机。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下，一次“民兵”工伤事故或解雇悲情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声讨，进而质疑政策性垄断的合理性。那将直接影响这类企业生存的关键资源。讨论至此，老吴的十指深深地埋入他浓黑的头发里。

　　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往往致力于争取社会大众的心理支持，以增加社会福利为己任。所以，麦当劳与环保组织合作，从包装到选料，不断顺民意而行；星巴克力争成为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包括从故宫撤出它的连锁店。大到麦当劳和星巴克的规模，企业已经凤凰涅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组织，成为当时社会体制的一部分。二十世纪初，美国汽车制造业流传着一句名言：对通用有利的就对美国有益！到了那个阶段，经营社会资本和商业资本同样重要。对国资企业而言，由于它们享受的政策垄断地位，经营社会资本就更加重要了！用简单的交易成本的概念设计那样的外包策略无疑是自毁江山。

　　一厢情愿的诠释时常歪曲了理论的本意。所以，科斯不愿意被称为交易成本的理论创立人。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明确地申明了自己的关注点：如何在高昂交易成本的经济环境中创造良性的合作机制，以求用最低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社会成本。处于经济形态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也面临同样的命题。如果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不仅是国资企业)愿意在实践中共同创造良性的合作机制，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同时不断降低社会成本，那它们将给子孙后代留下生生不息的制度财富。

　　(作者任教于University of Leth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