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注资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易宪容

　　据报道，中央汇金公司计划向中国农业银行注资400亿美元，以此来启动农行的股改。业内人士认为，在农行财务重组中，汇金将负责补充资本金，不良资产损失可能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以此来看，农行改革基本上还是采取了中行、建行、工行改革之模式，即注资、股改、商业化、上市。

　　就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格局来看，尽管最近股指如日中天，但是以银行业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此，银行业的改革仍然是重中之重。而农行改革的启动，则是攻克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那么，农行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在哪里？三大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深化国有

银行改革关键不仅在于其运作机制的转变、功能的重新定位，在于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和价值标准，而且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明确界定国有银行的产权、让界定了的产权真正有效运作。

　　以此来衡量三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其改革成就主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组、制度规则的引进，而没有让国有商业银行真正转轨为现代商业银行，从而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需要在改革中化解，同时又得面对新涌现出的问题。比如，国有银行改革在强调市场效率的同时，金融资源在产业和区域间的配置呈现持续集中趋势；国有银行原有大银行的垄断格局进一步强化；资本金的大规模筹集将造成新一轮信贷扩张；国有银行的业绩更多强调政策性资源的注入而并非是国有银行商业化努力，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后的国有银行要想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如何在三大国有银行改革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应该是农行改革的重点。但是，从农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面临的问题很多：

　　一是沉重包袱如何化解。这包括巨额的不良贷款和冗员如何处理。对于前者而言，就是400亿美元是否足够填补农行不良贷款的损失。农行公布的2006年年报显示，其资本金为840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23.43%，根据农行2006年末的贷款余额31394亿元计算，不良贷款余额为7356亿元。贷款损失准备371亿元，拨备覆盖率为5.05%。农行在年报中产并没有披露不良贷款的构成情况，因此不良贷款的具体损失情况并不清楚。农行年报还表明，2006年末，农行非信贷不良资产余额比年初减少254.8亿元，不良率比年初下降2.05个百分点。根据这些信息，有专家推算农行的不良贷款损失在一万亿左右。400亿美元注资显然与此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人认为农行的不良资产处置原则会采取工行模式。即注资仅是补充资本金，不良贷款的损失则由央行与

财政部来分担。

　　至于冗员安排，应该是农行改革的一个难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行的员工有45万多人，人均管理资产规模不足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的一半，大大增加了其运作成本。而且由于农行成长的特殊背景，农行职工的质素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处理不当，就可以成为农行改革的负资产。

　　二是如何定位的问题。根据年初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农行改革方针——“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农行未来职能的定位是为县级经济服务，为农业服务，即如何把政策性业务与商业化业务相结合。那么，在农行赢利时，这种政策性的定位影响不会太大，甚至还可以借之进行扩张；但是，如果农行的这些政策性业务发生亏损时，由谁来承担就是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农行肯定会把其亏损归结为政策性上去，把其盈利归结于其商业性上。因此，对于农行改革的定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是用组织的方式来界定，或是用制度方式来界定。

　　对农村金融问题，不能沿袭以往那样如何为农业服务的观念，而应该重新设计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发展的金融体系或模式，要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这也是农村金融改革与农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就是说，农行的改革重组，并不在于如何来落实一个“农”字，而是要根据金融业的特性来设计业务。比如，应该利用网点优势把业务放在已经改变的了农村经济上。

　　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模式也明显分化。如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发达和中部地区的

农业产业化；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劳动力从事农业；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等等。因此，农行改革及职能定位必须适应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这也是农行改革的基点。

　　在这样的基点上，目前有人认为，比向农行注资和进行不良资产剥离更重要的工作是“设计一套既要满足支农需要，又要进行商业化运作的方案”。比如，农行曾设想过四种运作方案：一是由省级分行或二级分行开始往下彻底分开，由此形成城市业务和涉农业务组织二元化；二是形成上下贯通、自成体系的条线式模式和挂靠在各层级行的准事业部模式；三是各级分支行新设立涉农业务部的职能部门，由这个部门承担涉农业务的协调、统计和政策制订等职能；四是不改变目前的机构设定，只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所有涉农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开，按现有经营管理职能分工的方式，分别挂靠在相应部门。

　　上述方案的设计其实有几大问题：一是只站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化业务二元化的角度来建设组织结构；二是没有考虑到已经变化了的农村经济格局；三是没有认真反思以往国有银行陷入困境的原因和三大国有银行改革有所进步的关键，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事实上，由于农行自身的一些问题及所处的市场环境，加上改革方针的模糊性与矛盾，使得农行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模仿，只能走出一条独特之路。

　　三是农行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如何确立。给农行注资只是让农行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是其运作机制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比如，农行的注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最为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有独资的局面，但是银行组织内部有效的治理结构仍难以确立。特别是在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由政府提名、考核和任免的情况下，如果银行改革后再次发生重大损失，责任该由谁来负也就不确定了。

　　农行改革要想成功，还必须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除了改善现有不合理的金融制度之外，还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创造条件让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二是用法律的方式来界定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收益权，这样无论农民进入城市还是进行银行信贷就有了最基本的财富起点，有了可抵押的有价值的物品；三是要确立农民公民权利，使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在不同的地方受教育时不受到歧视；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22.5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32万亿元，仅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68%，而且这一比率多年没有改变。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8%。如果农村的基础性制度环境不改变，农行定位又仅限制在“农”，那么农行要找到有利其发展的赢利模式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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