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号删四是理性的公共抉择

　　■张敬伟

　　海口警方近日推出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除新车上牌时允许车主进行10选1之外，海口车管部门还宣布将删除所有带“4”的小汽车牌照。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从理想主义的视野审视，车牌号使用的数字和字母一旦进入遴选的交警信息系统，确乎成为公共治理下的公共资源。每一个数字和字母都是中性的公共资源符号。作为管理主体，没有权利对程序化的公共资源进行自我处置，更不能附加上虚拟的情感迷雾。但是从现实生活的操作看，车牌号又濡染了太多人为的情感，无论公车还是私车，正如手机号一样，都面临着传统习俗设定的吉祥号的影响，如8代表着发，9意味着久，3、6、9预示着出门平安等等。

　　人非生活于真空中，社会正义是公权和私权的统合体，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谐与平衡才更符合人性化的指向。就此而言，窃以为海口在车牌号中“删四”的做法是灵活机动的人性化举措。公众评议不可以给其戴上浪费公共资源和误导公众的大帽子。

　　从公共资源的角度眼，车牌号可资应用的数字除去4还有9个，常用的拉丁字母则有26个。稍有数学常识的人皆知，这些字母与数字的排列组合几乎是无穷尽的。即使按照目前车牌通用的5个数字字母组合看，全国车号都摒弃“4”，也不会造成车牌号的短缺。所谓“删四”造成公共资源短缺的说法只是危言耸听的想象。

　　至如公共管理部门的这种做法会不会对公众文化心理产生推波助澜的效应，更要理性评判。求吉、避讳不惟是国人心理，全球普遍使然。如在忌讳13的基督教国家，电梯没有13层、宾馆不设13层、出行不赶13号已经成为日常礼仪。数字忌讳和其他机会一样，作为文化已经被全人类所接受。作为维系人类社会系统运转的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公共道德基础当然不能够排除这一文化因素对人类的合力影响。公共管理，更要综合法、理、情等综合要素，才能使社会和谐。就管理学的常识而言，文化环境也是其主要内容。而关注和研究人的本性、心理和需要也是属于管理学人本规律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公共管理的目的在于合理调配社会资源，不求最优而在于择优。就车牌号中的4而言，已经形成了绝对多数人排斥的文化心理。因而，管理者使用所有数字发放车牌号的最优方案已经不复存在，“删四”就是择优的结果。一方面，使大多数人免除了选4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管理部门囤积好号实现权力寻租及待价而售的不当利益附加，制造新的不公；再者，管理部门服务时限的缩短，服务配套的优惠（如增加车主选牌次数、如手续齐全一次办结等）使“删四”更符合公共管理理性，使公众受益。因此，无论从管理的程序择优还是从管理后果的民意评估，车牌号“删四”都是一个良善的公共管理抉择。

　　公共管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绝非形而上的经验主义汇总，而以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数学作为基本的学科依托。车牌号“删四”，就是在平衡数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人性化举措，而且兼顾了依法行政的法学原则并有助于实现政治上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尤为进者，“删四”还化解了车牌号资源数据库中潜在的高低贵贱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权力以此“明码标价”的权力经济学隐忧。因此，“删四”也符合公平经济学的原则。

　　当然，车牌号“删四”也损害了一部分喜欢4的特定人群的权利诉求，但这并不影响其普遍性的正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