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中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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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中心目标”

　　——余永定谈德国马克升值经验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北京报道

　　·策划语·

　　若考察货币升值，人们通常会把目光转向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往往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祸因。

　　其实，货币升值本不应承受这些苛责。经济走弱也不是货币升值的必然结果。

　　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即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注解。

　　1960年代到1990年代，德国经济与日本经济非常相似，二者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德国的顺差规模在1965年后更是逐步扩大。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对外贸易更多地在欧洲国家占据较大比重，对美顺差远不如日本那样集中。

　　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持续升值。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累计升值了1.79倍。无论是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还是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同期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过了日元。

　　1974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之间，德国货币当局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

　　相同的开始，结果却大不同。

　　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而德国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经济长期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那么，德国经济在这30年间经历了怎样的轨迹？德国如何在货币升值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德国企业怎样走出马克升值带来的出口困境？德国人在此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迁？对中国又有怎样的启示？

　　本期，“国际评论版”特别策划“马克经验”专题，以期对人们理解当下的货币升值有所助益。

　　(马娟)

　　德国央行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或唯一的目标。而其他中央银行则至少在某些时期游移于不同目标之间。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各大媒体相继推出众多该专题的策划文章。而日本“失去的十年”也是经常被国人提及的前车之鉴。

　　现在，我们该谈谈德国了。

　　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累计升值了1.79倍。同期内，马克经过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1.43倍。与此同时，德国经济并未出现剧烈的波动。

　　相对于上次专访(参见本报2007年5月28日29版《“我不认为光靠货币政策能真正有效的抑制股市泡沫”》一文)的周折来说，这次的专访非常顺利。为了此次采访，余永定还找来了一本836页的叫做《德国货币50年》的英文专著阅读。他甚至将书中一些重点的图表和内容复印下来，遇到细节的时候，会给记者指着图表详细讲解。

　　余永定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依然是旗帜鲜明，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述。

　　在经过了与余永定接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之后，德国以“反通货膨胀为纲”的货币政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本报特刊登对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的专访，请他来谈谈德国战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对今天的借鉴。

　　德国央行最重要的目标

　　《21世纪》：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较好的实现了本币升值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没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紧缩，那么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例子呢？

　　余永定：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给纳粹上台创造了条件，最后给德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德国文化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意识，就是不能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会毁掉这个国家。德国人把这种全民共识称为“稳定文化”。

　　第二，它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联邦银行。央行本身又有相当强的独立意识，而且德国政府和德国的宪法也赋予了它强大的独立性。在这个银行的信念里，稳定物价是最重要目标。“稳定文化”加上一个能保证这种文化得以变为政策的机构，这是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21世纪》：同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相比呢？

　　余永定：现在西方中央银行在反通货膨胀和保持独立性方面大同小异。但从历史上看，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两方面是独领风骚的。它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或唯一的目标。而其他中央银行则至少在某些时期游移于不同目标之间。

　　《21世纪》：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有什么目标？

　　余永定：我们这里是谈最终目标。在相当时期内，大多数央行的最终目标是多重的。例如，日本银行的最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的对内对外稳定(汇率稳定)。而在德国所形成的传统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等问题由德国政府、特别是德国财政部来负责。对于联邦银行来讲，它要为物价稳定负责，其他事并不需要它去管。这是德国一个很重要特点。

　　《21世纪》：上世纪70年代，德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余永定：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德国马克同美元彻底脱钩是在1973年3月2日。

　　在此之前，为了支持美元，联邦银行不得不大量买入美元，投放马克，引起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为了使联邦银行能够获得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让马克同美元脱钩的呼声高涨。当时执掌经济大权的经济部长施密特是反对让马克浮动的。但德国政府在1973年3月1日讨论是否让马克与美元脱钩这一天，正好施密特生病，没有参加这个会。支持自由浮动的人趁机说服了大家，政府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所以，德国并不是没有支持马克钉住美元的人、并不是不重视汇率的稳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银行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问题就是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关系。汇率稳定始终被看作是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汇率政策的变动服从贯彻货币政策(如完成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的需要。

　　《21世纪》：这是不是说他们基本上不考虑汇率政策对进出口的影响？

　　余永定：不是，它肯定是考虑的，企业界人士都希望汇率稳定。我想说的就是，在德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保持货币的对内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始终是最高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牺牲汇率的稳定，而不是反之。

　　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偏热时期。虽然通货膨胀目前并不严重，但如不加以控制就会恶化。通货膨胀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所以现在我们也面临着德国当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问题。不能为了汇率稳定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政策应该从属于货币政策。局部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近期、短期利益应该服从长期利益。就是说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绝对不能由于政策的错误，而让它丧失掉。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丧失之后就很难再重新建立。

　　没有一个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3％左右)，经济就丧失了进一步稳定发展的基础，市场机制就会丧失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所以，人民币不可以升值，应该让物价上涨导致人民币实际升值的建议，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是违背所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是没有任何经验支持的。说这种话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21世纪》：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

　　余永定：首先要强调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它不变，而是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一个最基本的信号。在物价普遍上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具体商品价格的变动就丧失了信号功能。资源就没办法合理配置了。为什么呢？例如，猪肉价格上涨了。在非通货膨胀环境下，你可以容易地判断，猪肉供不应求，在猪肉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养猪的投入就会增加，猪肉的供给也将随之增加。在通货膨胀环境下，没人知道猪肉涨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猪肉供求关系的变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价格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把所有的价格信号都扭曲了，使所有的价格信号都失效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旦形成通货膨胀加速的预期，那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现在我说的通货膨胀是稳定的预期，比如3％。假如今天3％，明天4％，后天5％，大家会有一个通货膨胀加速的预期，整个经济就有问题了。为了保值，大家会拼命买东西，买房子，买股票。商品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最后整个经济就会因恶性通货膨胀而崩溃。

　　所以，我认为那些建议用通货膨胀来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之所以害怕升值是因为升值会导致出口减少、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的最后结果同名义汇率升值是一样的。因为，真正影响外贸的不是名义汇率，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就是名义汇率除上一个中外物价的对比。所以，实际汇率升值既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升值也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实现。无论是通过什么途径，实际汇率升值的结果都将导致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用通货膨胀来维持汇率稳定，完全是本末倒置。同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德国经验完全相反。这种主张的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出口没有获得保护，国内物价稳定毁于一旦。如此，中国经济就会出现比单纯出口减少、失业增加大得多的问题。

　　升值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不利

　　《21世纪》：我们还是回到德国的问题上，德国在上世纪70年代改为自由浮动汇率以后，马克的升值总体上来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德国的贸易顺差以及出口好像没有受到实质性或者说比较大的冲击，为什么？

　　余永定：德国的总体表现比较好，但也并不是一直都是贸易顺差。从2001年以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部分都是正的。据我看的材料，有的说近年来德国经济80％都来自于进出口的增长。那么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它的汇率对于进出口的影响应该主要看它的实际有效汇率，最起码要看它的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

　　马克已经不复存在，看欧元也不行，因为我们是在讨论德国经济。现在欧元一直在升值，但是实际汇率则不一定在升值。由于欧元区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实际汇率也不同。从德国来讲，它的实际汇率是在贬值。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在下降。那么，实际汇率的贬值，对德国净出口的增加到底有多大作用？根据一些经验研究，实际汇率的贬值有一些作用，但作用不大，导致最近几年德国净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的增长和地区性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

　　对中国来讲，净出口对于汇率变动的弹性可能比较小一些，因为中国加工贸易的比例比较大。但是，也绝对不是没有效果，如果它没有效果，那为什么还要怕升值呢？现在学术界和媒体上经常同时主张两个自相矛盾的命题。第一个是升值不会减少贸易顺差，所以升值没用。第二个是不能升值，因为升值会对我们的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造成失业。这两个论据是自相矛盾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到底哪个对呢？我们怎么那么不讲逻辑呢？

　　我自己感觉升值肯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一般国家要小。一个例子就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中国没有，那就等于是人民币升值了。但是，中国的出口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所占的比重并没有显著的减少。

　　《21世纪》：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执行上，德国和日本有何不同？

　　余永定：刚才我说过了，德国首先有一种反通货膨胀的传统，也有一个联邦银行的制度来执行这个传统，可以说是文化、制度还有认识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对稳定的偏好。

　　从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来看，德国的政策是相当稳定的，没有犯像日本那样的错误。1985年9月广场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国际协调促使美元贬值。1987年2月卢浮宫会议则旨在稳定美元。由于担心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美国不愿通过提高国内利息率的办法来稳定美元，于是便对日本和德国施加压力，要求两国降低利息率。美国希望通过削弱日元和马克来实现美元的稳定。由于担心通货膨胀，独立性很强的德国联邦银行对此并不买账。美国政府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所采取的强硬态度成为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爆跌的导火线(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华尔街上的纽约股票市场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508.32点，跌幅达22.6％，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最高纪录，史称“黑色星期一”——编者注)。日本银行则听话得多。在1987年3月，遵照卢浮宫协议，日本银行乖乖把公定利息率降到2.5％的战后最低水平。

　　德国人把升值看作一个鞭子来鞭策企业

　　《21世纪》：似乎很多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都会遭遇货币升值的问题。

　　余永定：1973年以后，德国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基本上处于缓慢升值的过程中。对它来讲不是干预不干预外汇市场的问题，它是干预的，只是干预多和少的问题。干预了之后，必然会影响国内的货币政策，比如说它也采取冲销政策，这跟中国现在的差不多。但是干预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大，其中具体的表现就是它的外汇储备并不是特别多。德国中央银行的原副行长曾说，德国人把升值看作一个鞭子来鞭策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鞭子，但咱们不用这个鞭子，而且制造一种幻觉就是中国不会升值，中国会扛住的，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来提高效率了。所以说，对于升值，过多少年回头来看，我们可能会发现，升值不会对中国造成什么了不起的影响。恰恰由于不肯升值，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措施，结果就等于升值了，但这种措施不是市场化的措施，付出的代价反倒可能更高。

　　《21世纪》：我们看到，当时德国面临着蒙代尔“三难悖论”(open－economy trilemma，即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维护固定的汇率制度、开放资本市场和实行积极有效的国内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最后德国的选择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项目开放了，汇率也变为浮动的了，您怎么评价这个选择？

　　余永定：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21世纪》：但我们也看到，面临相似状况的日本没有这么做。

　　余永定：关于日本，需要强调的是，“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经济不是由于升值本身造成的。而是升值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日本当时的经济衰退。但中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是经济趋热，政府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21世纪》：也就是说升值作为一种紧缩的政策正好可以对经济过热进行抑制。

　　余永定：对，就是这样。为什么麦金农(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编者注)反对人民币升值呢？因为升值对经济有抑制作用。如果中国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期间，升值之后，通货收缩可能更严重。现在是经济趋热或者过热时期，升值正好是浇一盆凉水下去，是最好不过的时候，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升值时机了。

　　最值得借鉴的德国经验

　　《21世纪》：还有一个问题，德国在汇率市场化的同时也开放了资本账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永定：对于德国来讲，开放资本账户的主要指导思想是管制会造成扭曲，造成资源误配。为了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应该开放资本市场。但是，开放了资本市场、资本自由流动之后，又要想让货币政策独立，就必须让货币自由浮动。

　　现在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外资流出，这样可以减轻对汇率的压力，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作为一个原则，我们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我们又要保持币值的稳定。那么，我们就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实际上外管局也是这么做的。

　　《21世纪》：现在放开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不正是为了让资本更自由的流动，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吗？

　　余永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QDII真能够出去的话，是能够减轻升值压力，但这是在有管理的情况下，跟资本账目自由化不是一回事。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在这儿，QDII暂时没什么大作为，谁那么傻，现在去投资外国资产？关键是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现在要对它有所控制，不能让它大量进来。在QFII之外，从其他地方流进来的也很多，那中国就更需要堵了。如果堵不住，就让人民币升值，升值之后中国资产贵了，外国投机者可能就不买了。中国现在拼命压低自己的价格，那不是引诱人来买吗？然后再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那不是等于降低了外国投机资本套利出逃的成本吗？

　　《21世纪》：以德国当年的经验来分析，您觉得汇率在开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余永定：在实践过程中，有的时候，也要在国内货币政策和汇率之间做某种平衡，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书呆子式的。德国当年在实践中也干预外汇市场，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汇率属于蛇形浮动。

　　但我觉得现在看汇率问题，都不用去远看德国、日本或者过去，你就看现在的韩元升了多少？

　　在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最大误区就是：认为升值对美国有好处对中国没好处，升值是屈服于美国压力。我希望再次强调，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带来阵痛，但升值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不能因为人家让你升值，你就偏偏不升值。当然，具体怎么升，升多少，这个问题可以另行讨论。

　　《21世纪》：今天谈了很多德国的经验，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是什么呢？

　　余永定：第一，坚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影响；第二，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可以为这个目标而牺牲(或由其他部门负责)；第三，形成非常强的文化和制度保证。否则再好的政策也难于得到贯彻。我认为这最后一点是特别值得中国借鉴(但不是照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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