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溯源：谁制造了过剩？

　　见习记者 王镇江 北京报道

　　全球面临流动性过剩问题，亚洲国家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流动性输出的主要对象。相对于亚洲其它国家，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尤为突出。

　　自去年3月以来，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流动性过剩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弱化流动性过剩(李认为从概念上讲，用‘膨胀’比‘过剩’更科学)弊端的根本措施，在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仅仅依靠货币当局，并继续沿用现有的政策手段来应对流动性膨胀问题，恐怕难以奏效。”

　　流动性过剩缘于收入分配不合理

　　流动性过剩问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

　　人口结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等造成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但高额的储蓄来源于哪里？个人、企业与政府，谁对储蓄增长的贡献更大呢？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利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目前还没有2004年以来资金流量的全部数据，尚不能确切地判断国民储蓄的这种部门结构特点在近几年是否得到延续，但通过对近年三者存款增长的情况观察，社科院金融所推断，这一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分解出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年间，特别是2000年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

　　这意味着，推动中国储蓄率高居不下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政府。2003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民储蓄率却只上升了不到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0～2003年，我国新增的国民储蓄中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储蓄明显快于其他储蓄。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以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在增长。一些年份财政收入增长率甚至超过经济增长率10个百分点以上(比如1993年、1994年、1999年、2000年)。2004和2005两年连续增收5000多亿。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694亿元。

　　政府储蓄增加的原因，一是税收，包括初次分配中的生产税和二次分配中的所得税；二是税收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福利支出却出现了相对下降。

　　“政府似乎并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而是更多地用于投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投资的冲动就更大。”李扬说。

　　至于企业储蓄率提高的原因，李扬表示，从总体上看，“并非源于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同居民部门贡献的廉价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提供的廉价资本密切相关。”另外，垄断部门的利润奇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按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统计分析，1992年，居民储蓄率约为22.6％，到2003年则降到了18.1％。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及其储蓄倾向下降。从影响程度来看，前者构成其主要原因。而前者持续下降的原因，又主要是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

　　因此，李扬判断，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货币政策难有作为

　　应对流动性过剩，央行主要采取三种途径：提高利率、向市场投放央票及债券、提高准备金率。2006年以来，央行已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以来，第5次动用基准利率。目前，央票余额已约达4万亿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2％。

　　不过，央行继续使用上述三个工具都有难度。李扬说，提高利率会进一步刺激外资涌入，同时增加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此外，如前述分析，政府和企业是国民储蓄增加的主要来源，他们作为投资者，资金来源于自身的储蓄而非银行借贷，因此加息对他们影响不大。

　　发行央行票据，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这加大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很难同时兼顾量与价、内与外的平衡，且发行成本上千亿元，难以为继。

　　用提高准备金率固然有降低调控成本的好处，但是，这种手段的政策效力及其全面影响却值得质疑。由于央行要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客观弱化了它对金融机构“课税”的调控功能。

　　“在目前情况下，缓解流动性过剩，最有效的工具是汇率，但是央行还不能轻易使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说。

　　汇率一次提升到位，劳动力、土地、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将大幅度上涨，企业的成本陡增，对中国企业冲击太大。

　　白重恩认为，当前可行的办法是让美元资金尽快走出去。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是一个办法。但从长远考虑，最终还是主要靠广大企业，因为企业才是走出去的主要载体。

　　出路：财政政策

　　不过，李扬认为，要从根源上弱化流动性膨胀的弊端，需要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调查统计，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有关部门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李扬说，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一。通过这些措施，在社会初次分配上，提高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在二次分配上，政府加大社会公共消费开支和向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力度，最终增加社会消费总量。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有相似看法。他建议国家采取措施鼓励消费、增加消费，才是根本出路。

　　从今年来，国家亦明显加大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力度。内外企两税合一、减免出口退税，降低利息税等措施相继出台。长期从事公共财政研究的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刘玲玲告诉记者，为加大节能减污调控力度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目前财政部正在研究开征多个新税种，包括房产税、遗产税、

燃油税、社会保险税等。同时也正加大对社会医疗、

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投入。

　　另外，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投资渠道过于狭窄，资金过剩导致居民和企业将钱大量投资到股市房市。

　　流动性泛滥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的非理性繁荣，清华大学案例中心主任张陶伟说，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府制定政策并负责执行政策，但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和获益者，政府集游戏规则制定者、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于一身，这导致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及时和执行不彻底，经济调控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房市之所以长久调控不下、股市非理性波动，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政府下一步应该明确自身的职责范围，一方面放松对资源的过度控制，减少自身利益在市场中的介入，建立必要的公共信誉；另一方面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广大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释放广大百姓消费的积极性。

　　“虽然中国流动性总量过剩，但核心是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张陶伟说，该热的产业不热，不该热的行业又过热。

　　“产生经济结构不合理和效率不高的突出根源在于政府控制了太多不该控制的资源，许多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通过政府行政垄断控制力获取暴利，扭曲了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唐旭(原央行研究局局长)说，流动性过剩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从长期看，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整体上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经济结构等。这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