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偏热三话题

　　

　　流动性过剩挥之不去，升值预期无法消除，国际热钱源源不断，部分行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宏观调控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口———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表明，

中国经济偏热迹象没有缓解。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坦言，当前食品价格涨幅过高，房屋销售价格还在上涨，流动性过剩仍较突出。

　　从流动性过剩现象看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三个热点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那就是———为什么资产价格的涨幅超乎想象？为什么流动性过剩难以解决？为什么产业领域压什么热什么？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偏热迹象没有缓解。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坦言，当前食品价格涨幅过高，房屋销售价格还在上涨，流动性过剩仍较突出。

　　流动性过剩挥之不去，升值预期无法消除，国际热钱源源不断，部分行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这么多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最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有时或许也解释不清。

　　为什么有些宏观调控举措却事与愿违？直击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话题，许多经济学家试图求解：是对宏观大势的判断有误？是调控措施的力度不够？抑或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过于特别？复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主办的“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从流动性过剩现象切入，大胆分析中国经济现象，因为尖锐因为开放，一些疑问反而有了比较清晰或者说比较有说服力的答案。

　　价格为何涨不停？

　　国家统计局网上图示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走势，清晰显现的是一条“坡度不小”的上升曲线，这是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居高不下的最形象注解。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是，今年上半年CPI涨3.2%，涨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9个百分点。

　　其实不需要什么说明，老百姓实际感受到的情况也差不多，食品价格在涨，蔬菜价格在涨，油品价格在涨。至于投资成本最大的房地产，今年以来价格也是节节攀升，近期全国有些省市的涨幅甚至超过20%。

　　为什么价格涨不停？可以解释说是因为通货膨胀。但为什么有些商品卖不出价钱，而资产价格比如房子，涨幅又超乎想象？深入分析会发现，中国的价格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认为，按照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判断，中国的CPI实际上是通货紧缩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复杂在于它是一种剩余经济（产品市场上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由于

汇率固定不能调整，导致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但由于巨大的流动性，造成了对于资产的巨大需求，所以在资产市场，又是需求大于供给。需要强调的是，商品市场上总体是供给大于需求，但房产例外，因为它既是商品也是资产。中国的CPI增长要区分结构，袁志刚表示，大多数制造业产品并不是构成CPI增长的原因，造成CPI增长的因素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一是能源性产品。当然，一般性商品中也要特别区分工业制造品和其他商品，前者因为供应充分而没有上涨的可能性或者说涨幅有限。

　　对于这一点，复旦大学华民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因为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中国的价格传递在商品市场并不通畅。过剩的供给只有转到资产市场，所以房产、

股票容易溢价。“中国的资产溢价在全球难以找到相匹敌者。房产价格也是如此。中国的房产市场，相当于三代人的收入在买一套房子———老一代首付，当代人按揭，房产价格怎么可能不上涨？”华民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一系列起飞增长当中的结构问题所造成的。

　　流动性为何过剩？

　　华民的基本判断是，流动性过剩，从现象上看，储备过多导致央行资产增加，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必须转化成央行的负债，那么就要发行货币。但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造成的。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内需不足，大规模的生产没有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匹配，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另一方面又缺少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所以中国产品要出口只能做加工贸易，这样就有了FDI。在没有内需的情况下，FDI进来一定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储备肯定增加，而在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央行只能发行货币，从而导致流动性供给增加。

　　上海财经大学丁剑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是世界流动性过剩的一部分，只是中国的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放在世界背景下，想要完全取消和改变流动性过剩是不可能的，只能稍加缓解。中国宏观经济最具竞争力的是劳动力，由于内需不足造成出口旺盛，这一事实近期改变不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石磊教授表示，工业化阶段高增长是必然的，高增长带来流动性过剩是必然的。他认为，现在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市场失去了“自我出清”的能力和机会，政府干预太多，很多地方还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去操控和管理市场，使得已经初步形成的良好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无法出清市场，从而问题日积月累。

　　为什么调控很难？

　　流动性过剩必然伴随新一轮宏观调控，专家们针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深刻剖析。复旦大学殷醒民教授的话风趣而发人深省：实地调研发现，中央政府越要调控，地方政府就越想“大干快上”，否则紧缩政策出台不亏了？政策打压什么产业，企业就上什么产业，因为预期产品价格会涨么。石磊教授的分析与他相呼应：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控制需求的，而从各国实践来看，二战以后凡是以控制需求为目标的宏观政策，都效果不佳，中国以往也有过类似教训。

　　听从“市场的召唤”，是与会专家的一致呼声。袁志刚教授说，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堪称百年不遇，宏观和微观层面都相当好，不要过多进行紧缩型的调控，而是应引导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提高劳动力收入，创造内需，搞好监管和法制。同时，利用“人口红利”结束之前的10年-15年左右时间，抓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应该利用财政政策来刺激产业结构和内需生成机制的尽快调整，配合货币紧缩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来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冲击，比如，配合外汇管理局严打热钱流入、配合银监局监管违规资金入市的行动，财政部可以及时增加某些受投机资金炒作、对泡沫现象严重的资产征收所得税，等等。但不能将财政政策作为主要手段来冲销暂时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否则高昂的成本不仅降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而且，也会给其他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设置不小的障碍。

　　华民教授对鼓励“走出去”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在中国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必须防止产业空心化，中国企业的劳动要素密集禀赋决定了它们在中国最有竞争力，离开中国本土，很可能失去竞争优势。而资本走出去走市场化的道路，必须让企业去运作，而不是政府运作，这样才能减少风险，防止被“围剿”。

本报记者 郑红 马海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