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

　　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宁波试解未富先老难题

　　□本报记者 徐钟 发自浙江宁波

　　如何解决“未富先老”的中国式老龄化社会所产生的难题，宁波市海曙区“居家养老”的模式被寄予厚望，其投入成本仅为传统机构养老的1／4

　　居家养老

　　92岁。没有子女。每月只有政府发放的三百多元的救济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几年前，相依为命的弟弟去世后，独居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中的高香云老人原以为晚年会在孤苦艰难中挣扎，直至死去。

　　但老人的晚景并未如此凄凉。

　　2007年6月下旬的一天，高香云老人一大早便被敲开屋门。一位五十多岁的社工，来帮她做一小时家务。然后把她搀到几百米外的海曙区伊江岸社区，在那里的“托老院”，她和十几位老人一起，吃饭、聊天，度过一整天。

　　这样的日子，高香云已经过了将近三年。她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居家养老”服务受益者之一。

　　老年人在家中居住并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居家养老模式，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把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合二为一。

　　作为试点，从2004年3月开始，海曙区政府向全区80岁以上的600多位独居贫困老人，以每人每年2000元的标准，每天提供1小时免费上门服务。

　　这种服务是向非营利组织——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购买，海曙区每年拿出150万元投入到居家养老服务：120万元用于购买服务，30万元用于星光敬老协会的日常开支。

　　政府预算拨到敬老协会之后，协会依托社区组织运作——敬老协会提前两个月把居家养老社工的工资划拨到社区，社工给老人服务后，每月到社区领取工资。敬老协会负责社工的培训监督，如果发现服务没有到位，下一次拨经费的时候，敬老协会会扣除相应的部分。

　　如果老人在社区吃饭，则由社区义工打理。义工多为刚刚退休在家者，他们负责买菜做饭，这些工作时间可以通过“义工银行”储存起来，等他们衰老需要服务时，再把时间支出来向社区申请等额服务。而在“日托所”吃饭的老人需要每月交纳200元钱的伙食成本费。

　　宁波的尝试，令

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王诗宗很兴奋，“那个‘与广大范围的众多社会势力没有关系的’、‘孤独的’政府机构不复存在了。”今年5月，王如是写道。

　　老有所养，得之不易

　　海曙区位于宁波市城区中心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从2000年到2005年，海曙区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70％。2005年，海曙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6.3万人，占总人口的18％，其中空巢独居者又占将近一半。

　　为解决这些困难老人的生活问题，传统的方式是修建养老院安置他们。海曙区发现，这种“机构养老”难以为继——不论政府投入多少钱、批多少地、盖多少房子，都赶不上养老人数的增加。

　　“居家养老是破解未富先老问题的最经济、最可行的途径之一。”2007年6月19日，许义平在海曙区居家养老调研会上对

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大势。”

　　许义平4年前担任海曙区分管民政的副区长，当时他发现，“政府把养老全部承担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西方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000美元，都无法保证大包大揽的“机构养老”，而我国在2000年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0美元。

　　许算了一笔账：建一个养老院首期投资最少每张床位5万元，之后每个床位每月至少补贴250元。以一个200张床位的养老院为例，建设并运行10年的总计费用至少是1600万元，而1600万元可以支持800个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也就是说，居家养老制度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4倍。

　　这与国际趋势一致。在西方主要国家，政府都在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老人居家养老。

　　据统计，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英国为95.5％，美国为96.3％，日本为98.6％，菲律宾为83％，越南为94％。

　　对于海曙区的新制度，有许多善意的批评。“它的NGO还不很纯粹。”浙江大学博士生吴玉霞说，“只此一家，政府没有选择上的余地。”

　　许义平也承认制度“还有很多政府的影子”，虽然正在弱化。

　　星光敬老协会是专门为配合居家养老而成立的NGO，会长崔德海是海曙区退休的宣传部长。南方周末记者在宁波采访时，崔会长正在北京拜访专家，为几天后成立的“义工招募中心”寻求智力支持。

　　“在中国没有色彩是生存不下去的，有谁的色彩就为谁服务嘛。”在电话里，一口浓厚山东口音的崔海德对记者说。他把协会定位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工作成就归政府，过错归协会，“这样有助提高政府的威信。”

　　“我希望有竞争对手，对我们的工作会有促进。”崔德海说。但他认为敬老协会这样的NGO，有前景但不乐观，“在国外，这样的组织靠庞大的义工群体推动，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做义工多少小时，否则法律伺候。而在中国，没有制度的制约，义工招募缺乏持续动力。”

　　一些试点居家养老服务的城市，政府干脆把服务承包给商业公司。商业公司要求利润，养老服务运作成本就会增高，而且对老人的人性关怀度可能会降低，“120％做不好。”崔德海肯定地说。

　　虽然海曙区的模式被认为具有体制优势，但政府终究财力有限，现阶段，只能服务小众———海曙区服务的600个老人，占该区老人总数的1％。海曙区本打算把照顾的老人年龄再下调5岁，但专家对此不甚赞同，前来考察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蓝志勇教授担心贪多嚼不烂，反而影响制度的推行。

　　政府正在试图调动市场力量，扩大养老面积。但即使在海曙区这样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养老服务也依然严重短缺——只有6家传统养老院，共1067个床位。

　　民政局直属企业、海曙三市养怡院如今只有一间办公室，其余全部改成养老居室。原来只有八十多个床位，现在增加到196个仍不够用，“现在排队等候的就有二百多老人。”院长刘建丽说。

　　民间资本投资养老的积极性不高。“这个领域不是朝阳行业。”海曙区断塘街道养老院经营者陈愈达说。他是下岗工人，借了130万元与街道签了10年的养老院经营合同，但进入后才发现回报率不足5％——10年根本无法回收投资。

　　陈愈达将无法赚钱的原因归结为收费标准订得过低，“养老院的床位费、护理费还是参照1998年的物价水平制定的。”他希望政府参考上海、杭州等地做法给予民办养老机构一定的补助。

　　目前，宁波民营养老机构仅14家。海曙区4家。

　　“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出现的问题，在我国集中在几十年里爆发出来，政府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非常大。”王诗宗教授说，据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4亿左右，届时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未富先老的现实下，养老不仅是个人、家庭之重，也是社会之重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