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预测

　　2000年，全球经济被6个国家或地区所主宰：美国、欧盟（由15个国家组成，即“Ｅｕ15”）、印度、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即“ＳＥ6”）。用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衡量，这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值占了整个世界的73％，人口占了全球的58％。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拉美、非洲和东欧）占28％的ＧＤＰ和42％的全球人口。虽然政治影响力更加的难以描述，但很明显拥有先进军事技术并且能将军事力量部署到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排名第一。然而欧盟15国也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先进的军事技术。欧盟15国军队中有生力量的数量比美国稍高一些，虽然他们每年的国防预算只有美国的1／3，他们拥有与美国数量相当的战机以及更多的坦克，也许最大的差距是：欧盟15国的航母、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的数量远远落后于美国。表2代表对2040年的预测。对人口的预测来自联合国。对经济的预测是我做的，但是受到了中央情报局和《经济学家》的影响。我认为，最使人不安的是预测欧盟人口停滞和ＧＤＰ缓慢增长所显示的欧洲的相对衰落。虽然在2000年欧盟人口比美国人口高出1／3，但2040年欧盟的人口则会稍逊于美国。欧盟人口停滞主要是由其持续的极低的出生率造成的。欧盟15国中大部分的出生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跌倒了远远低于人口再生产要求（2．1个孩子）的程度，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低出生率的一个影响是欧盟15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例如，2000年意大利和德国的中间年龄是大约40岁，这比中国大10岁，比美国大5岁。据预测2040年意大利和德国的中间年龄是50岁。迅速的老龄化意味着欧盟许多国家的扶养比（非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的比率）将会剧增。这些统计要素本就会明显的降低经济增长能力。然而，政治和文化因素也会强化对经济增长的阻碍。这些因素包括：对每周工作时间的限制和为了支付庞大的社会福利而对商业活动越来越多的课重税。这严重的威胁着欧盟15国的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我并不是认为，欧盟15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会增长。他们将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不错的速度（每年1．8％）来增长，但他们无法达到南亚和东亚国家那样普遍的高速增长率。欧洲市场规模2040年将只有2000年的60％。而那时，美国的市场规模将是2000年的300％，印度将是400％，而中国将达到2400％。实际上到2040年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比美国、欧盟15国、印度和日本的之和还要大。英语如果到2040年还仍是国际基本商业语言是令人庆幸的，但我预测会说中文的西方商人那时将有爆炸式的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表2中最具争议的是，预测204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这是2000年全球总产值的3倍。而且，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85000美元，这是欧盟预测值的2倍多，比印度和日本要高得多。换句话说，预测中国这个2000年的穷国到2040年将成为超级富国，虽然不能取代美国。对中国经济如此乐观的看法的理由，需要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解释。潜在的经济约束当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将中国经济分成三个部门是有效的：农业、服务业和工业。在1978到2003年的1／4多世纪里，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快速增长，每年平均增长6％。从全国来看，工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9个百分点。那是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通过从劳动力密集的农业部门转移出工人到工业、服务业中使经济增长获得了额外的推进。这种产业间的转换使每年ＧＤＰ增加了3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我预计这种产业间的转换在下一个世纪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另外，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教育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资金投入来迅速提高中等和高等院校入学率。我曾在其他地方报做过相关报道（Ｆｏｇｅｌ，2005），美国的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生产力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高3倍，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的生产力是少于9年教育的人的生产力的1．8倍。因此，单单将中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100％，高等院校入学率提高到50％，就能使年经济增长率增加6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这些目标并不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应该记住，就在不远的1980年，西欧国家高等院校的入学率还只有25％，只有美国超过了50％。但就在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西欧国家的入学率都达到了50％．比如英国，其入学率从19％增加到了52％，其中2／3的增长都发生在1990年到1997年间。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早在1998年，江泽民就发出了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扩招的号召。这一号召很快得到了响应：在接下来的4年中，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165％（从3．4％到9．0％），而海外留学人员的数量也增加了152％（《中国统计年鉴》，2003）。从2000年到2004年间，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了约50％（从12．5％增加到了19．0％），因此我对2040年的预测并不是过于乐观（《中国统计年鉴》，2005）。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吗在预测未来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穷尽的。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有可能发生什么，而是更容易发生什么。重要的是，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事实上都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比如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问题等。尽管这些国有企业或许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但中国仍然在过去25年中取得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种认为这些低效企业会在一夜间破产的观点是太牵强了。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逐渐关闭了某些亏损企业，或者在保证盈利的基础上对这些企业进行了重组，以确保不会导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即便政府出于某些经济或政治因素的考虑需要对这些低效企业提供补贴，它也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且这种补贴负担会逐渐消失，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营状况欠佳的国有企业提供的工业产出的比例会逐渐降低，财政补贴负担也会快速消失。尽管领导层对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许会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此外，关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点，领导层也没有异议。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团结在一个叫做“市场联邦主义”的政策周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会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决策的过多控制，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竞争，抑制寻租行为，并刺激创新型的地方企业的发展。这种联邦制在税收体系方面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它可以避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在1994年的税收改革中，中央政府的权限限制在了增值税和中央下属的企业的所得税方面。此外，还建立了归属地方政府的地税局征收个人所得税。尽管在财政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缩小地方发展的不平衡，但这些问题都已经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改革日程。要成功实现自治权的下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既能够将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又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那些危害改革进程的腐败行为，同时还能对推动改革进程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