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不是乌托邦

　　东瀛访谈本报记者王南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世界上有“中国奇迹”的说法，大家理解的“中国奇迹”的内涵是什么？和“日本奇迹”比较，有什么异同？

　　田中秀明(日本经济广报中心)：考虑到中国的领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不能简单地比较中国奇迹与日本奇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加入WTO之后也持续地高速发展，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中国奇迹”。但是日本的发展是非常平均的，没有出现太大的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奇迹”和“日本奇迹”的最大不同。

　　津上俊哉(东亚资本商社)：日本和中国有太多的不同，又有太多的相同。看看世界各地吵吵嚷嚷、摇头晃脑、大手大脚花钱的中国人，跟30年前的日本人不是一模一样吗？日本当年也是这样的心态，经济已经是第二了，但自己没自信，底气不足，所以爱处处炫耀。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和当年日本一样，在亚洲、非洲，稍微做点事别人就指指点点，嫉妒得不得了。没办法，这是成长者的难题，日本当年也领受过。

　　井坂忠明(东京都)：“日本奇迹”是“共同富裕”，税金从繁华的大都市向偏僻的地方转移，收入高的人通过累进税制交税也多。像十数年间日本收入最高的松下幸之助，所得80%-90%都以税的形式交给了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奇迹”的贫富差距则是太大了，农民在30年中收入也有增加，但和一部分富人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任哲(早稻田大学)：“中国奇迹”确实存在，目前还不见衰退的迹象。它的内涵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带来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能者富起来，贫者依然贫穷。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能够说明“中国奇迹”的“光与影”。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的平均化，产生了一亿中产阶级。

　　田中秀明(日本经济广报中心)：我不知道“亚洲价值”这种特殊的价值观是否存在。但是由于亚洲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独特性，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我本人是希望有这种价值。我希望在未来三五十年后，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能够成为亚洲共同的价值。如果亚洲各国能够重新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是能够实现多赢局面的。

　　井坂忠明(东京都)：现在不是把“亚洲价值”和“欧洲价值”作为对抗轴的时代了。苏联解体以后，西方的价值大行其道；而亚洲一些国家利益对立，观念不宽容，民族主义有抬头之势，从中要找出“共同项”是困难的，但有一点，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亚洲要想发展的话，没有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很高的“人材”是不行的。

　　津上俊哉(东亚资本商社)：“亚洲价值”的核心是中庸、王道。中国要和平发展，就要极力避免被人当作恐怖的存在，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新来者崛起的话，十有八九会引起战争。中国不仅自己要有一个全球化的心态，认识到对付的不仅是日本，还要让世界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日中和解、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是日本、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寻求与崛起的中国和睦相处的重大课题，对美国而言，今后如何与东亚打交道，难道不是一个让其心神不定、烦躁不安的难题？而亚洲的未来，恐怕也在于一个不排斥美国的一体化，否则，大家都会成为输家。

　　任哲(早稻田大学)：“亚洲价值”是否存在？亚洲恐怕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举个例子，在阿拉伯研究领域里，埃及也是亚洲的一部分。人们所想象的“亚洲价值”应该是东亚价值吧。如果这种价值观真的存在，应该说其核心应该是“中道”、“中流”。几十年之后的亚洲除了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变得紧密起来之外不会有别的太大变化，不会形成像欧盟那样的局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太大了。

　　中国经济时报：亚洲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和解吗？如果可能，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井坂忠明(东京都)：亚洲和解当在两个障碍消除之时，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经济上十年、二十年后，“平等意识”、甚至“优越意识”可能就会产生，不再存在障碍，但历史问题的障碍什么时候会消除？这恐怕是不可预测的。

　　任哲(早稻田大学)：亚洲到底要和解什么呢？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安全保障问题？民主价值观问题？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和解”也许就是亚洲在这些问题上互相寻找共同点的一个过程，会永远持续下去，没有一个里程碑式的“和解仪式”。

　　津上俊哉(东亚资本商社)：人们常说亚洲不像欧洲那样拥有共性。确实在民族、宗教、经济发展阶段等很多方面，亚洲各国之间缺乏共性，但如果没有任何共性的话，“东盟＋3”框架也不可能产生。欧洲一体化今天成为现实，而五十年前开始努力时不过是充满梦幻色彩的乌托邦，各国关系也有不好的一面，相互嘲讽、讥笑。要知道欧盟之所以存在，是人们一步一步努力找寻出来的。缺乏共性的亚洲应该像欧洲一样，踏踏实实以睿智找寻广泛的共同利益。亚洲现在也能对欧美的理论提出疑问或批判，但均是局部问题，构筑一个可以和欧盟相媲美的体系，将是亚洲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