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不正：巨大的负财富

　　公信力比私信力更重要。因为，作为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政府既是民众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既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和设计者。政府是否诚信，较之于企业诚信、个人诚信而言，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往往会对社会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响。

　　贾品荣

　　社会风气不正的表现

　　企业信用缺失。据统计，我国企业赊销后坏账严重、账款拖欠时间长，平均坏账率达5％－10％，美国企业则为0．25％－0．5％，相差10倍－20倍；中国企业账款逾期时间平均为90多天，美国企业只有7天；中国企业每年的无效成本占销售总额的14％，美国企业只有2％－3％。有资料显示，中国50％的经济合作带有欺诈性，足见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信用危机何其严重！中国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一些国内企业没有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而是用在政府公关和“忽悠”消费者身上。结果，这些企业主要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在“忽悠”概念；消费者花掉昂贵的费用主要不是消费使用价值，而是消费“忽悠”。在西方，如果投资风险大，应该向投资者讲清楚；但在中国，即使明知道一些投资没有收益，也要把投资者拉进来，尤其还专门“杀熟”。

　　政府角色错位。一些政府官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不仅行政腐败，而且立法腐败、司法腐败。有的“一把手”滥用权力，官商勾结，占有农民土地，疯狂批发官帽，获得超额利益，成了千万元户，但普通的百姓失去了权利和利益。当政府官员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而追求既得利益时，当政府部门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而追求小团体利益时，当地方政府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而追求过多的地方利益时，就是政府角色的严重错位。

　　社会道德滑坡。在社会生活领域，蔬菜残留着农药，猪牛肉里有激素和瘦肉精，食用油是泔水制成的，炸油条的油是从地沟里舀上来的，白如雪的馒头掺了滑石粉，鱼是喂春药长大的，冰糖燕窝只有冰糖而无燕窝，还有致病的福寿螺，致人中毒的瘦肉精，

苏丹红“红心鸭蛋”，“喝药”的多宝鱼……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一些商业贷款者，从开始就不想偿还，因而即使银行制度再健全，也是无能为力的。

　　功利主义弥漫。在学术领域，功利主义弥漫，无情地侵蚀着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假学历、伪证书，污染了学术空气，将学术作为敲门砖行追名逐利之实者日渐增多，而醉心于学术者则日渐减少。为官者为“装潢”自身形象，又堂而皇之地变成“硕导”、“博导”，行政资源与学术资源巧妙结合，将各种课题、经费收入囊中，这些行政权威又变成了“学术权威”。他们心浮气躁、学不求深、夸夸其谈，赢得廉价的掌声和吹捧声。

　　中介机构欺诈。比如，国家

审计署公布的1290家国有企业的审计结果显示，企业会计报表失真者占68．46％。

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抽查的159家企业中，资产及利润不实者竟分别达147家及157家。

　　社会风气不正，是巨大的“负”财富。整个社会制度是基于信用而构建的，一旦信用被打破，则原有的平衡必然陷入混乱，相应的制度就会出现扭曲。我们反思今天的改革难点，就必须追根溯源至诚信这一最基本的话题。

　　现代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风气改善

　　亚当·斯密指出，“货币像葡萄酒一样，只有那些既没有购买它的资力，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才会常常感到缺乏；而有资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货币或葡萄酒时很少会感到缺乏。”西方经济学把信用定义为“不同交易者之间商品交换中的赊购赊销、延期付款和货币借贷行为，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从经济学的概念说，诚信就是信用，而信用是一种制度，是受司法权保障的，与公平是同等意义的范畴。

　　现代市场经济会促进信用的重建。阿克斯劳德曾设计了一个试验，由许多台计算机各自执行不同的程序，通过多次博弈选择出最优程序。这里的不同程序代表着人们不同的道德律。结果是以欺诈为主的程序逐渐被淘汰，最终出现的规则以不欺骗，受到欺骗后要报复，报复以后要宽恕对方为原则，这已经非常接近现实社会里的道德信条。

　　博弈论告诉我们：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的进程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步骤，则理性行为将考虑所有人的初始行为对后续选择及最终结果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博弈。这一类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可信性，即当背离行为发生后，惩罚措施是否确实被执行。而这正是现实社会建立诚信的关键所在。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如果有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必然受损，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而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所以诚信也是一个纳什均衡。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个体的生存期足够长，他们之间进行的不是静态博弈而是无限期的重复博弈，而他们又有足够的远见（其贴现因子接近1），则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这样，人人尔虞我诈和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是纳什均衡。只要适当设计规则，使对背离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背离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那么靠什么使得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呢？主要靠的是规则。回头来看，人们之所以在经济转型时期会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不正，说到底，应该归因于在市场活动范围扩大的同时，却有一些人为的规则违反了市场交换的基本条件，致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社会风气不正的制度原因

　　（一）长期缺乏产权的基本制度

　　缺乏产权会带来什么？

　　一是公权私用。国企被廉价地通过ＭＢＯ的方式卖给私人。如果你是一个国企的领导者，你做任何决策，对未来的后果你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且你的任期又是不确定的，未来的收益或许由别人去分享，那么，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这就是缺乏产权制度带来的恶果。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目前，经济领域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一些国企被廉价地通过ＭＢＯ的方式卖给私人，尤其是卖的过程没有一个法则，基本是暗箱操作，没有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这些国有资产悄悄流到了私人手里，造成了社会风气的不正。

　　二是不讲信用比讲信用成本低。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小企业经营者深切地感到他们的辛苦所得没有可靠的保障。一个人如果预期所有权随时可能被剥夺，他就不会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作为。我国长期对私有财产在法律保护上存在纰漏，这就使民企缺乏安全感，没有长期的稳定。在项目选择上，宁可追求短平快，也不愿意为长期信用而投资。社会中出现的假国有、假集体、假乡镇，即所谓“戴红帽子”企业，就是因为财产不保障、产权不清晰所致。为什么个体也不讲信用？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产保障制度，不讲信用比讲信用成本低，于是个体就选择不讲信用。

　　三是长期以来，中国更看重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而忽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我国过去一些民营企业的经济案件只能当作民事案件处理，对失信者制裁不力。

　　（二）我国政府集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参与者四任于一身，体制未得到有效改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政府的三项主要职能：一是保卫国家和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二是建立公正实施机构，以保护和实现每一个人的权利；三是建设适当的公共工程，诸如铁路、桥梁、运河以及类似的设施。除此之外，都应该放弃经营权而选择调节权。

　　（三）信息严重不对称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和制度，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公共决策监管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这样，“黑箱操作”、“红头文件”、“内部规定”、“领导批示”盛行。当坑蒙拐骗发生的时候，一般都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时候。而在信息对称条件下，任何人是无法欺骗的。

　　（四）缺乏严明的法律维系信用经济

　　试想，如果诈骗一次，就能解决一生的生存问题，而且充其量只是接受行政处分和公众斥责，并没有损失太大的利益，就会有人以欺诈为生了。在西方，诈骗者一旦被发现，终生都会因此而受到牵连，但中国对此类行为的惩治力度太弱。

　　政府诚信最重要

　　缓解当前社会风气不正的最重要一环是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公信力比私信力更重要。因为，作为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政府既是民众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既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和设计者。政府是否诚信，较之于企业诚信、个人诚信而言，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往往会对社会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响。只有政府本身以诚实守信为行为准则，言出必行，公民才能对政府有良好预期。

　　政府诚信，对于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四大意义。

　　意义之一：政府诚信是引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首先，政府诚信对社会经济活动起着根本的价值导向作用。其次，政府诚信是调节社会经济发展中利益矛盾的伦理支柱。亚当·斯密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永远具备的。”正是这些诚信行为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使社会利益冲突得以调节。再次，政府诚信可以增强正的外部性。这正如接种疫苗的有益效应不仅对本人有利，而且能使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受益一样。

　　意义之二，政府诚信是推动政风建设的关键。首先，政府诚信推进政风建设，公务员以诚信为荣，以浮躁为耻，以个人能力为荣，以炫耀“背景”为耻。其次，政府诚信可以减少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的行为。

　　意义之三，政府诚信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大量的史实证明：当一个政府能够顺应民心、合民意，能够得到民众信任的时候，社会的风气则会正、会好；而当一个政府失信，不能赢得民众信任时，社会道德危机四伏。

　　意义之四：政府诚信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证。政府诚信是国与国交流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国政府一诺千金的品格和正气。凭借它，可以便捷地参与国际竞争，发挥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

　　要扭转社会风气，首先须依法治“官”

　　首先，须依法治“官”。官员应率先示范，杜绝一切腐败行为。

　　其次，启动信用立法。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银行和企业的失信行为导致大量的呆账，致使很多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政府启动信用立法，形成以《公平信用报告》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才有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再次，建立政府官员的信用审议制度。在现有的政府述职报告的基础上，建立信用审议制度，将政府官员的信用情况登记在案，以此作为职务升降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