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印尼关闭16家商业银行　哈继铭详解IMF援助纪实

　　

　　哈继铭本报记者陈逸航摄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纪念专辑

　　十年回首话“危”“机”

　　[编者按]亚洲金融危机今年7月2日就十周年了。那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十年之前，亚洲像一队飞行的大雁，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中国内地；十年之后，人们说亚洲仍至世界经济的“火车拖头”已是中国，而像日本等一些原来的“拖头”正在变成“拖卡”。

　　翻看历史，一国对金融危机的免疫能力似乎与其经济纵深的大小呈高度正相关，令人惊讶的是，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已经近80年没有爆发过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毕竟，与银行大规模破产、整个国家支付体系崩溃的“彻底金融危机”相比，短暂的股灾、小范围的金融机构出问题(如储贷协会)实在算不上什么？大国的支付体系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稳定性。这一点值得我们庆幸。

　　同时，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爆发类似东南亚、拉美等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降至很低。毕竟，这些危机的显著特点是国际支付出问题———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部门，并向银行体系传播。此类危机的直接借鉴作用正在减弱。

　　那么亚洲金融危机究竟向我们说明了什么？这个答案值得期待。

　　(周炳林)

　　本报记者 蒋云翔 北京报道

　　“当时印尼的财政支出都是我来制定的，我来制定

公务员的工资是多少，财政补贴多少，然后整个赤字多少。”哈继铭介绍。

　　“我当时在印尼和华盛顿之间来回跑，一方面参与印尼政府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监督政策的执行。”6月28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回忆起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在印尼的工作。

　　当时，他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在亚洲金融危机将印度尼西亚卷进去以后，他被派往印尼，之后任IMF驻印尼首席代表。

　　哈继铭并不讳言IMF在印尼的援助政策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印尼化解危机可回旋的余地并不大。

　　详解援助公式

　　印尼是亚洲金融危机重灾区，情况较泰国、马来西亚、韩国还要严重得多。而在印尼与IMF签订求助协议以后，得到国际社会的贷款也是最大，IMF援助其100亿美元，并帮助其再融资400亿美元，国际社会的援助总额达到500亿美元。

　　哈继铭介绍，IMF在对处在金融危机中的国家进行援助时，基本遵循相同的思路。首先给这个国家制定一个通胀以及经济增长的目标，而货币乘数是给定的，根据货币公式，就得到该国的基础货币。

　　而基础货币等于外汇净资产加上国内净资产，外汇净资产由该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决定，而国际援助给他援助的数目也是给定的。剩下的就是国内净资产，即央行对于社会的债权，根据这样一个公式就把央行对社会的借贷能力，即基础货币决定了。

　　“如果控制不住央行对社会的债务的话，他的基础货币就会超标，从而导致他的通货膨胀就会超标，我们每个月都监测着这些指标。”哈继铭表示，IMF贷款是按月发放，并且每月贷款的发放都是以上个月的指标都达到规定的范围内为前提的，“如果超标IMF就暂停贷款”。

　　而央行给社会的贷款，也包括央行对政府的债权越小，央行对政府的净债权就越小，基础货币也就越小。为了控制基础货币，IMF建议的财政政策也遵循同样严格的公式。哈继铭介绍，这实际上需要政府在央行有更多的存款。存款越多，央行对政府的净债权就越小，基础货币也就越小，根据这样的公式就可以得到政府财政赤字目标。

　　货币紧缩政策

　　哈继铭介绍，IMF给予印尼政府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紧缩的货币政策、削减财政赤字以及对银行业的重组。

　　紧缩货币首先是提高利率。哈继铭解释，因为资本市场是开放的，所以在本币面临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切断国内外的联系，关闭资本账户的开放。另一条就是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提高利率。马来西亚实行的是第一种政策，而印尼则走的是第二条路。

　　哈继铭介绍，当时印尼的利率一度提得非常高，存款利率达到60%多。但是由于印尼货币贬值，所有进口的产品价格都翻了好几倍，通胀也是很高，达到了80%-90%。

　　哈继铭承认，当时提高利率的建议是非常有争议的。实际上，马来西亚在发生危机后，关闭了资本帐户的开放，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反而相对较轻。

　　对此哈继铭解释，马来西亚当时的外债相对要少一些，而印尼资本市场的外债流入比较多。在外债大的情况下，如果关掉资本帐户，来自国际的压力将非常大。即危机前的一些现实条件可能已经决定了危机能如何处理。

　　而在利率政策之外，还需要由央行发央票去回收流动性。哈继铭介绍，当时每个星期花两天和他们央行行长坐在一起讨论，这个星期发多少央票，用什么利率来发。

　　而在当时，央票的发行受到财政部的掣肘，财政部并不愿意发太多的央票。因为大规模发行央票会推高央票利率，而财政部当时发了很多债券来重组商业银行，这些债的利率是和央票利率挂钩，央票利率走高，财政部的负担就增大，陷入紧缩货币与控制财政赤字两难的境地。“这一个特殊时期是避免不了的，他必须勒紧裤腰带。”哈继铭表示。

　　即使是实施了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但印尼的通货膨胀一直没有得到控制，通涨一直都很高。哈继铭将此归因于政府间的不协调，他认为当时印尼的央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牵制，导致了货币政策没有真正紧起来。

　　哈继铭表示，按照协议，IMF给印尼的贷款是按月发放的，IMF监测印尼的若干指标，每月贷款的发放是以上个月的指标都达到规定的范围内为前提的，如果超标就要停止贷款，基础货币就是这些指标之一。“印尼确实有几次是超标的，介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很想去IMF的董事会请求，去赦免他，就是说即使他超标了，还是在继续给他贷款。”

　　财政紧缩政策

　　紧缩货币的同时，也要紧缩财政。“当时印尼的财政支出都是我来制定的，我来制定公务员的工资是多少，财政补贴多少，然后整个赤字多少。”哈继铭介绍。

　　财政赤字的控制无非是开源节流。哈继铭介绍，在开源方面就是加强税收征管，关闭一些保税区。“我曾经到他们的一个保税区，叫巴潭岛，面对一百多个商人，说要把这个岛给关掉。”回想起十年前的这一场景，哈继铭仍唏嘘不已。

　　开源的另外一块是督促印尼资产重组机构(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IBRA)加快对银行业坏账的处置。财政赤字除了国际援助一部分外，主要是由印尼资产重组机构出售资产的收入进行弥补。在国际援助一定的情况下，印尼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降低你的赤字，二是多卖你的资产。赤字稍大一点，你就得多卖一点资产。“所以他的脖子是卡着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哈继铭表示。

　　重整银行业亦是印尼政府化解危机的政策之一。由于印尼银行体系的薄弱，金融危机导致银行体系出现大量的坏账。成立于1998年1月的IBRA负责处置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的大量坏账。1997年10月31日，印度尼西亚宣布银行处置一揽子计划，关闭了16家商业银行，对其他银行的存款实行有限担保。1999年3月13日，印尼政府又宣布关闭38家经营不善的私营银行，并对另外七家银行实行接管。

　　而在节流方面，IMF建议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印尼的政局动荡。哈继铭介绍，首先是对公务员的工资进行限制，并对公务员进行裁员。

　　其次就是提高油价和电价，减少财政补贴。哈继铭介绍，印尼本身是一个石油生产国，是欧佩克成员之一。由于印尼政府对国内居民用油、用气实行价格补贴，国内油价非常便宜，当时的油价大概只有美国的20%。而且印尼的财政收入中，约有40%来自于油和气。

　　正是由于这种补贴制度，造成

国际油价上升不但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印尼财政赤字增加，这是因为为了补贴国内居民油价上涨导致的财政支出超过了油价上涨的财政收入。而在危机期间，国家油价正在攀升，也导致了印尼的财政赤字增加。

　　电价也存在同样的补贴问题。哈继铭介绍，印尼之前和国外的一家电力供应商IPP(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签订了电力供应合同，在合同中规定的电价比较高。之前的模式是印尼政府以较高的价格从IPP买电，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卖给老百姓，中间的差额由政府财政买单，对电价的补贴当时也是印尼财政支出的一大负担。

　　IMF建议，提高国内的

能源价格和电价，从而减少财政对电价的补贴。哈继铭称，当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取消补贴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提高油价农民、学生受到影响比较大。IMF建议给学生打折的月票，给农民买火油(照明的油)的券，使他们还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来购买火油。

　　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1998年4月，印尼宣布对能源和电力进行涨价后，印尼人纷纷走向街头游行抗议，并导致了苏哈托的下台。

　　哈继铭认为IMF政策与之后印尼政局动荡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这些政策只是导火索，主要原因还是政府的腐败。他解释，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印尼虽然有腐败，但那时候是一个正和游戏，腐败的人拿得很多，老百姓虽然拿得少一点，但还是正的。但是如果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个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印尼腐败的官员还在拿很多，但是另外一部分却要付出很多。由于大家不能均匀地承担经济下滑的后果，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