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在岐路

　　■魏英杰

　　《新京报》6月21日曝出“《读书》杂志酝酿换帅”。虽说消息旋即被有的当事人指为不实，但网络上这几天却闹得沸沸扬扬。矛头有指向报道本身的，也有对杂志更换主编表示关注的，甚至还有人在论坛上抖内幕，将此事归之于人事之争。

　　这里不想具体谈《读书》杂志酝酿换主编是否属实。在我看来，这不过都是大家关心这本重量级读书杂志的一种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曾经风光一时的杂志，是否真的走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地步？

　　对此，我的判断是，《读书》杂志的危机不仅存在，而且至少存在一段时间了。

　　《读书》的危机，首先是杂志读者定位的危机。这是汪晖担任杂志主编后，一直备受指责的地方。不仅在论坛上，就我亲耳所闻，批评《读书》杂志日益小众化、小圈子化大有人在。这主要体现在，《读书》已从昔日老少咸宜的准“大众杂志”变成了现在公认艰深晦涩的准“学术刊物”。

　　《读书》似乎从来没有自我标榜为“大众杂志”或“学术刊物”（所以前面各加了一个“准”字）。但以前的《读书》好读、好看，现在的《读书》拗口难懂，确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连杂志前主编沈昌文都说：“现在的《读书》，我只有少数文章能读懂。”而论坛上有网友听说《读书》可能换帅，第一反应就是：“读书终于可以是大众的读书了。”也就是说，且不论大众化好还是小众化好，现在《读书》的杂志定位上确实偏离从前，且引起不少非议。

　　不仅如此，《读书》杂志的编辑方针（思想）也明显和前“汪晖时代”迥然有别。现在对《读书》议论最多的是：《读书》杂志成了一本左派杂志。这一点，我想只要连续阅读三期杂志的读者，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个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些文章不仅派系倾向严重，甚至违背知识理性，让人大倒胃口。而对于外界如此责难，杂志编辑倒是安之若素。我想，他们也并不避讳将《读书》变成左派阵营。

　　《读书》可不可以成为一本带有明显派别的刊物，这个话题可以另作别论。关键是，以前深受读者喜爱的《读书》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而这样的思想转型又引起了部分老读者的不满。所有这些反应，最终又必然体现杂志的市场发行量上面。

　　虽说目前《读书》杂志依然是国内最有影响的读书类思想性杂志之一，但据三联书店管理层披露，“今年的订户量下滑严重”。订户下降、读者减少，可能还有别的市场因素。但不可否认，杂志改弦更张后引发的各种问题，应为不可忽视的一大成因。因此，出现“换帅”传言，也就不足为奇。

　　必须公允地说，《读书》现在面临的时代境况，与此前大不一样。《读书》初创时期，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公众阅读严重“荒漠化”。因此，提倡“读书无禁区”，进行各方面的思想启蒙工作，实乃迎合时代之需。现在，公众阅读选择日益多样化，读者群也更倾向于“分众”而不是“聚众”。换句话说，倘若《读书》杂志延续以前的办刊宗旨，能否在新时代面前立足于不败之地，可能也会是一个疑问。走向学术化和“派系化”，或许正是汪晖等人（基于杂志需求和个人偏好）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抉择。

　　但是，读者和市场是检验杂志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即便不去指责汪晖等人的“左倾”策略，在杂志变革事实上已经造成市场大幅缩水、读者严重不满的时候，换作任何人——包括汪晖等人以及三联书店管理层，也必须对此作出反思和调整。进而言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考衡，换杂志ＣＥＯ看看，不失为一个标准选项。

　　还要看到的是，作为一本影响了几代人的老牌读书类杂志，《读书》的点滴变动都会引起读者（市场）的关注。而我们知道，在《读书》事实上转变为“左派杂志”的过程中，基本看不到杂志有关方面倾听过读者（市场）的意见。不得不说，《读书》这几年一直走在一条毁誉交加的岐路上。现在，是她必须面对这一后果的时候了。

　　而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我认为，汪晖等人早该拎包走人，让出杂志主编位置，以待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