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因素和比例不应简单化

　　综合新华社6月25日电中国保监会25日在北京和广州等地召开“交强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征询意见座谈会”，为7月1日之前该办法的如期出台做最后的准备。

　　交强险费率要不要挂钩浮动？费率浮动是否应该同时与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挂钩？费率挂钩浮动的比例如何确定？围绕这三个核心问题，来自法学界、保险界、中国消费者协会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会上各抒己见。

　　“费率浮动非常有必要”

　　专家们认为实行交强险费率浮动机制是“大势所趋”，其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务院2006年3月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主任庹国柱教授认为，将驾驶人前一年的交通责任事故与其次年的保费奖惩挂钩是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手段。其合理性在于保险费率的高低取决于投保人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的次数和严重程度，这种奖惩有助于减少事故发生和降低索赔次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保险法中心陈欣教授认为，与事故和违法行为挂钩的浮动费率非常必要，它与侵权法的目标相一致。但这种浮动并不是保险公司对驾驶人给予的惩罚，而实际上是未发生事故的被保险人对发生了事故的被保险人的“惩罚”。

　　“不应简单化”

　　对于草案中设置的6种与交通事故挂钩因素（Ａ1－Ａ6）和8种与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挂钩因素（Ｖ1－Ｖ8），专家们认为有些挂钩因素不尽合理，浮动比例设置上也有些简单化。

　　庹国柱教授说，对酒后驾车、闯红灯等这类极易造成严重责任事故的违法行为进行保费惩戒是可以的，但大量的一般性交通违法行为，如违规停车，与保险费率的厘定并无直接相关关系，且其中很多也不是主观性的“犯规”。但草案规定对这类一般性违法5次及5次以上实行30％的上浮，显然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邹海林教授提出，哪些交通违法因素足以影响出险，必须有理赔数据支撑，不能简单设定。针对不同严重程度的违法行为，浮动比例的设置也不能简单化。草案规定只有10％－30％这个档次太少。他建议对恶性违法行为应加大惩罚力度，对下浮的奖励力度也应加大。

　　“须监督保险公司执行”

　　邹海林教授提出，保险公司在费率上进行无序竞争是目前的现实，将来在执行交强险费率挂钩浮动过程中，各公司为拼抢业务，可能会对该上浮的车主不执行上浮、不该下浮的随意下浮，以此作为竞争的筹码。因此，必须监督保险公司是否确实执行浮动费率。

　　朱铭来教授提出，对于尚未建立车险信息平台的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其完成平台建设的“时间表”，而不应任其游离在浮动机制之外。另外，需警惕的是，一旦有保险公司或公安交管部门“内部人员”私自为车主更改理赔事故记录、交通违章记录的，建议在办法中明确监管的要求及相关行政处罚措施。

　　 如何融入规则制定？

　　不过，业内专家还指出，交强险一再陷入被社会质疑的争议声中，从前段时间的暴利之争到今天的费率之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程序缺失，制定规则的过程不够透明公开，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尊重，公众意见没有渠道得到及时的表达和体现。

　　据了解，目前的交强险费率是由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行业内几家大公司厘定，最后由保监会审批并颁布实施的。广大公众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样制定出来的相关规则也很难保证各方利益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