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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华: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把握六大经济规律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1日 10:22 中国经济时报
■徐平华 要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在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时，按客观规律办事，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经济社会问题主要有收入分配、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从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出发，应当着重把握六大经济规律。 规律之一：市场通常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这是因为，市场价格是资源供求状况的直接反映，价格偏高反映资源短缺，价格偏低反映资源过剩。同时，市场还能通过价格上下波动有效地调节供求，使供求趋于平衡，使资源趋于最优的配置状态。当然，市场也有缺陷，时常需要政府适当干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对市场干预过多，而忽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对市场的干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支持价格，即给商品规定最低价，且高于市场价格。比如，1993年以后我国实行的粮食保护价格制度，就是一种支持价格制度，其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但实行的结果，一方面，粮食企业由于顺价销售极难、库存积压严重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售粮后只拿到白条而拿不到现金，利益也严重受损。1999年以后被迫逐年缩小保护价范围。二是限制价格，即给商品规定最高价，且低于市场价格。例如，为了遏制药价虚高现象，保护患者利益，近些年我国连续多次降低药品价格，共涉及10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但药品降价后，商家因无利可图而减少或停止生产，结果是80％的“降价药”（ 绝大部分为医保用药）销声匿迹，患者不得不购买更加昂贵的药。 近两年，房价调控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抑制不断上涨的房价，中央出台严格限定“新建住房结构比例”等一系列调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采取限价等措施。姑且不论当前的行政措施能否真正将房价降下来。即使降下来了，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也难说。战后法国为了使低收入者有房居住，曾一度对住房实行限价，致使开发商无利可图，住房供给大幅下降，结果不但低收入者仍然买不到住房，甚至连有支付能力的中高收入者也买不到住房。当前房价上涨的根源是住房市场供不应求，控制房价的思路应当是增加住房供给，保证供求平衡，尤其是大幅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来解决房价问题，才能收到良好成效。 规律之二：效率与公平存在交替关系 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平是指收入的均等分配。效率和公平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首先发现下列矛盾：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提供报酬，这些报酬构成了人们的收入；要促使经济效率提高，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从而会使收入差距扩大；而要使收入实现均等化，就难以使社会保持高效率，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矛盾和交替关系。协调效率和公平的主要措施是：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原则，二次分配体现公平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对于经济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20％的最富人口占有社会总收入的50％，而20％的最穷人口只占有社会总收入的5％，。我国基尼系数为0．46，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当前的收入差距集中表现为三大差距：一是城乡收入差距。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2∶1。二是地区收入差距。2006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新疆的2．03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贵州的3．69倍。三是行业收入差距。以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为例，2005年收入最高的服务业与收入最低的纺织业平均工资相差6．5倍。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会影响社会稳定，并最终影响整体效率的提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当前的重点是缩小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 主要措施是完善二次分配制度，一方面，改进税收制度，通过累进所得税、消费税、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增加政府对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发展义务教育、大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其他措施还有消除不合理收入和垄断收入、促进机会均等。 规律之三：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导致环境破坏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态环境常常遭到经济个体的肆意破坏。福利经济学揭示了其中的经济原因，即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具有高度外部性，经济个体通过破坏环境而获得收益，由此发生的成本和损失却不由经济个体承担，而由他人和社会来承担。这种情况也称作负外部性。要保护环境，除了政府通过行政管制禁止某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外，主要经济手段是向排污企业征收排污税费，使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即任何破坏环境的经济个体必须支付完全的环境成本，环境破坏的所有代价都完全由破坏者自己承担。 我国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燃煤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严重的酸雨污染。由于二氧化硫排放大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我国已有约１／３的国土受到酸雨污染。二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２位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三是水污染严重。“三河三湖”（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滇池）只有１／３的水域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３类标准，２／３的水域水质在４类以下，超过１／３的水域水质为劣５类。我国环境质量恶化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环境资源使用成本的高度外部性。目前，我国废物和污染的处理主要由排放企业自身进行，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环保产业。由于没有规模效应，企业的废物和污染处理成本非常高，而企业擅自排污往往未被查处或所受处罚较小，擅自排污的成本小于环境治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很少在环保上投资甚至不投资，而选择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造成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要使环境破坏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加大排污税费的征收力度，一方面，可以形成高昂成本，使严重破坏环境的经济个体无力支付或者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可以积聚资金发展环保产业，形成规模效应，进而降低废弃污染物处理成本。 规律之四：农民贫困与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高度相关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具有二元经济特征，即国民经济分为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均明显低于现代部门。两部门差距也表现为城乡差距。传统部门之所以收入水平低下，是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提高传统部门收入水平的途径是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 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农业部门劳动力严重过剩。２００６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４２．６％，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韩国２００３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分别只有２．２％、３．９％、２．５％、１．８％和８．８％。在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剩余劳动力数量十分庞大。２００６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为３．２５亿人，按照我国现行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需要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１．２亿人。而如果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达到韩国的水平，则我国农业劳动力只需保留６６００万人左右，约有２．５９亿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严重过剩，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决定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核心和关键。要实现农民增收目标，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随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就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规律之五：失业类型不同治理方式也不同 失业有不同类型，其治理方式各不相同，在失业治理过程中要对症下药。现代就业理论将失业主要分为以下类型：一是自愿失业，即因不愿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或工作条件而导致的失业，其治理方式是转变就业观念。二是摩擦性失业，即劳动者正常流动（如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跨地区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失业，其缘由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治理方式是完善就业中介服务体系。三是结构性失业，即劳动者的技能与需求不对称，导致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其治理方式是进行职业培训。四是非自愿失业，即劳动者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却找不到工作，其缘由是劳动力需求不足，治理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需求。 我国目前的失业涵盖了以上全部失业类型，但是各种失业所占比重不尽相同，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引起的非自愿失业是我国失业的主流。从２００７年的形势来看，前几年因教育年限延长而延迟就业的新增劳动力，现在开始释放就业要求，致使今年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仅未减少，还有所增加，预计全年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在２６００万人左右。假定今年ＧＤＰ增长 ９．５％，就业弹性不低于近年水平，则城镇可增加劳动力需求１０５０万人左右，加上补充自然减员提供的约３００万个就业岗位，新增劳动力需求总量约１３５０万人。劳动力供求相比，供大于求达１２５０万人，这是目前我国就业压力大的主要因素。这就决定了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弹性。同时，由于其他类型的失业也大量存在，转变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体系、强化职业培训等措施，也能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规律之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 在市场经济中，常常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影响经济的均衡增长。其中，消费需求不足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密切相关。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当我们考察不同收入者的消费与收入关系时，也存在这一规律，即人们的收入越低，其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越高；人们的收入越高，其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越低。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社会消费总需求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总收入的大小，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在总收入既定的条件下，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消费总需求就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社会消费总需求就越小。 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消费率连续４年创历史新低，成为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宏观因素之一。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消费率分别为５５．５％、５３．６％、５２．１％，连续刷新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最低记录，２００６年消费率再创新低，为５０．０％，远远低于国际上７０％－８０％的消费率一般水平。目前我国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提高消费率成当务之急。我国消费率偏低，一个突出原因就是随着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日益显著。在收入严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增加较多，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储蓄和投资，消费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而低收入群体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其消费总量也没有显著增加。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状况：国民经济和居民总收入明显增长，消费品总需求却没有出现相应的增加，消费率反而持续下降。要提高消费率，就必须缩小收入差距，尤其要尽快完善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这样不但可以使低收入群体节省相关支出而增加一般商品和劳务的消费，还可以降低低收入群体对未来支出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其现期消费支出。（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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