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

　　———专访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黄有光

　　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

　　·之六·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实习记者 邢莉云 北京报道

　　现就职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黄有光教授(Yew-Kwang Ng)在年轻时就求学于澳洲，此后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出色的学术成绩。在记者开始与之联系采访时，黄教授便提出可以从人民币汇率问题入手，然后沿着逻辑谈谈公共支出、快乐(Happiness)以及环保等问题。这些主题似乎距离有点远，但经过了与黄有光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之后，记者发现这些问题在黄的脑海中存在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黄教授不但为人和善，容易接触，而且交谈中非常风趣，甚至会背诵《礼记》中“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的语句来开玩笑解释“小康”的含义。与一些技术化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虽然在专业上黄取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但黄有光本人在讲述观点时用语简单易懂，讲到兴奋处甚至会笑出声来，只是黄的普通话实在有些不标准(马来西亚腔)，听时不能走神。

　　在黄有光发给记者的邮件中，最后写着一句签名———“虽然我早已知天命，但我依然有惑”(Though I have long known the mandate of heaven，Istill have illusions)。而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也还有着许多的迷惑，为此，本报特刊登最近对黄有光教授的专访，是为“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之六。

　　1.“人民币适当升值可以避免贸易摩擦”

　　让人民币升值。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少的出口换到同样的外汇来进口，同时把一些资源用在本国和外国的投资。

　　《21世纪》：6月13日，人民币汇率突破了7.63的关口，创下了汇改以来的新高，但美国参议院最近正在筹备要用立法的方式来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您怎么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呢？

　　黄有光：升值对有些出口企业不利，但总体来讲应该利大于弊。我们打一个比方，一个国家的币值，有点像开一家公司卖东西定的价钱，价钱定得太高肯定使你倒闭，因为没人买，卖出很少你就不能赚足够的钱支撑成本。但是如果定得太低卖出很多，有可能亏本，也是不利的。中国的情形是人民币的币值定得太低了。

　　中国的工资低，价格本来就低，即使没有在币值方面人为的压低，也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出口。而人为地压低币值，就使得中国的出口货贱价卖出了，得不偿失，尤其是当你考虑了环保的成本之后。因为中国出口的很多工业品在制造过程中，对本国环境是有破坏的，这个成本还没有算进去，又人为地压低币值，甚至有些出口补贴的情形，这就等于是你向国外贱卖了你的产品。

　　我认为这对经济是不利的，虽然赚了很多外汇储备，但是我们花了太多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用在本国的生产，增加本国的基础设施上，这会更好。

　　《21世纪》：您刚才谈到了币值的问题，5月份中美刚刚举行了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同时中国5月份的贸易顺差相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了73％，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您觉得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呢？

　　黄有光：让人民币适当升值。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少的出口换到同样的外汇来进口，同时把一些资源用在本国和外国的投资。

　　最近贸易顺差引发的国际争端比较多，尤其是跟美国已经很厉害了。对中国来说，升值利大于弊，但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争端对中国就完全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人民币需要适当升值来避免这种摩擦。

　　如果外汇储备继续增加，那么这些钱不要放在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中，因为这等于免费借钱给美国人，穷的中国人免费借钱给富裕的美国人去花，这很不合理。我觉得外汇储备应该投在国内外适值的资产上，包括股票甚至黄金、白银，这些都比美国国债好，原因是这些资产的价格还会上涨。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等国正在高速发展，而这两国都有储备黄金的倾向，而黄金的产量已经在减少了，黄金的新发现量也很少，同时白银的产量也很低了，而白银也有工业用途，所以我认为这些都会升值。

　　假如国内有更好的回报率，那么就增加投资。现在中国投资率高是好事，当然也有过度或者重复建设，也是难免的，总体而言，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虽然近三十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是长期看来它还是处在发展初期，所以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需要的，比如一些穷困的乡村连小学教育的学校都没有，有钱可以把学校先建起来，哪里会缺乏投资的地方呢？就是缺钱。

　　《21世纪》：但好像越升值压力越大。黄有光：我认为只有人民币原来的币值和它的购买力相差不大才能用慢慢升值来解决问题，否则只能使大家增加对升值的预期，会有更多资金流进来，可能又造成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快刀斩乱麻，快点设置一定的升值幅度，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升值。

　　2.发展是适中的

　　多年来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我认为没有过热，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适中的。

　　《21世纪》：假如人民币需要重估，这意味着出口可能减缓，那有什么政策协调以抵消减缓的不利影响呢？

　　黄有光：鼓励消费的政策值得商榷。

　　鼓励消费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可能正确的，就是经济总需求不够，投资又不能增加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总需求去鼓励消费，这可能是有利的。但这种情形在中国并不适用，多年来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我认为没有过热，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适中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鼓励消费。

　　《21世纪》：但有人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很多钱存起来没有消费，对提高总需求不利。

　　黄有光：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是有几个经济原因的，一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其中工作的人口占很大的比例，退休人口和小孩比较少，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小孩的比例比较低，所以人口多数是在18到65岁之间，储蓄率当然就比较高。这段时期你赚了钱，如果没有储蓄，将来退休以后就没有钱花，所以高储蓄是应该的。

　　二是中国进行了市场改革，以前住房、医药、教育都是公家负责的，从现在开始以及将来越来越需要由自己负责。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医疗、教育和住房费用上涨的很厉害，所以人们要储蓄非常多的钱预防这方面的开支。这种情形下储蓄高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好。

　　实际上，各国政府往往是担心人们储蓄不够而实施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这实质上是鼓励储蓄，但没有理由鼓励人们消费的。

　　《21世纪》：那您觉得中国目前出现的高储蓄率是一种好的现象？

　　黄有光：这是好事。福祉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曾经说过，一般人比较短视，没有远见。尤其是很多西方国家储蓄倾向不高，为什么西方很多国家需要强制缴纳养老金？就是人们短视看不到将来。而中国人有这种储蓄倾向，就是说会考虑到将来，这是一个优点，所以我们不要去破坏这种倾向，不要去鼓励人们进行本不应该的消费。

　　《21世纪》：您刚才说升值之后更多的资源可以投资到国内，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的投资增长比较快，其中很多都和地方政府决策相关，而对于政府的角色，国内外一直也有所争论，有的主张小政府，有的主张大政府，您的观点呢？

　　黄有光：比较支持市场的学者，尤其是芝加哥学派，一直有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比如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开支越少越好，我是反对这个看法的。总的来讲，市场能自动调节经济的，就让市场去做，这点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也认为市场自动调节中，私人消费、私人生产也有很多低效率的地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污染，一是攀比炫耀性消费。

　　污染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对于企业来说，污染往往是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去管。对于炫耀性消费来说，在实现温饱之前，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但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温饱过后的很多消费都是用在炫耀性消费上。例如我的屋子要比你豪华，你的汽车要比我新式。这种炫耀性的消费对个人来讲是有利的，但这样的满足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是相互抵消的。

　　从社会来讲这种炫耀性的消费完全没有回报，纯粹是资源的浪费。但是经济学者，尤其是芝加哥学派支持市场的那些人，完全没有看到私人经济的这些问题。

　　《21世纪》：但一般认为政府的公共开支会有很多的浪费。

　　黄有光：虽然政府支出很难避免很多浪费的地方，但私人消费也有很多浪费，相比之下不见得是政府的支出不好，所以我认为政府的公共开支受到的约束至少在西方已经是太过分了。所以我2000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这本书在中国几年前有翻译，这本书的后半部就认为公共支出如果用在正确的地方，包括环保、基础设施、科技研发和公共卫生等方面，就能真正提高人民的快乐(Happiness)，而私人消费的增加不见得能够提高。

　　根据近一二十年来快乐学者的研究发现，小康之后消费的继续提高并没有明显提高人们的快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对快乐的衡量还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准确，有些经济学者建议取消快乐的指标，我认为快乐指数虽然需要改进，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比，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量就是GDP，改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GDP的时候，使中国的GDP一夜之间增加了4倍，印度增加了6倍，这不是百分之几。经济学里用了几十年的最重要的变量，一夜之间就得调整4倍，但是我相信快乐指数永远不需要调整4倍或者6倍。

　　既然小康之后消费的继续提高并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快乐，与其把这些资源浪费在私人消费上而又增加环境破坏，还不如用在那些真正能够提高人们的快乐的方面，例如环保、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而这就需要公共支出了。

　　《21世纪》：但假如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去投资，那应该如何去提高效率呢？

　　黄有光：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还是应该放手让私人去做，因为政府用公家的钱效率会比较低，很难避免贪污。而且能够利用市场机制的地方应该尽可能利用。有些基建可以采取公开投标，这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至于要不要进行一个项目的投资，应该有一套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但在进行分析的时候，需要采取广泛的角度来衡量，例如加入环保和人文等方面，不一定是衡量直接的经济效益。例如某个治理空气或者河流污染的项目会增加经济成本，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眼光不能太狭窄，从纯粹的经济结果分析，可能会觉得它成本太高，不值得去做，如果用一个综合视角，认识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把生产最大化，而是要把人民的长期快乐最大化的话，那么有很多计划可能经济成本很高，但是快乐成本很低，所以私人消费可能减少了一些。如果小康之后私人消费已经不大能够增加快乐，那么可能金钱上减少几十亿，但快乐上没有减少的话，真正的成本是不大的。

　　《21世纪》：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您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看到过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有的地方经济方面发展得并不好，但那个地方没有污染，所以生活的质量并不见得很低，相反，有的地方收入高一点，但污染的很严重，所以生活质量反而不高。所以在收入达到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应该多注意环保等方面。

　　黄有光：对。不见得要只比收入高低。在个人来看就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放在那些能够真正增加快乐的地方，不要为了多赚钱就牺牲朋友、牺牲家人，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赚那些不能增加快乐的钱就不值得了，从整个社会来讲就需要照顾环保和那些真正能够增加人民快乐的方面，而不只是看产量的增加。

　　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增长，而是说与其GDP增长10％，其他方面没有做好，不如说这些重要的东西做好，即使GDP增长只有7％，也可能有更好的生活，人们更快乐。而且从更长期来讲，如果你的环保没有做好，生存都有问题，又何谈增长？

　　3.“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比较乐观”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当然这个速度不见得一直维持在10％以上，不过即使比这个低，例如7％，这也是高速增长。

　　《21世纪》：我想谈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发展了很多年了，您认为这样的发展是否会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特例呢？

　　黄有光：当年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过程，但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如果它也实现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那么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就比其他的更重要。

　　我觉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共同的地方，大家都是追赶先进，由于原来落后而引入西方的管理、技术等，所以会比西方更快地发展，这些是一致的。也有不同的，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原来已经是市场经济了，而中国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对于中国来说是一边发展一边转型。

　　《21世纪》：中国现在的发展比较快，国力日益增强，但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也开始重新出现，虽然中国最近一直在宣传“和平发展”。

　　黄有光：我觉得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感觉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危机，但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跟其他国家保持协商包括环保、人民币汇率等在内的诸多问题，那么就可以避免过分的冲突。

　　我认为整个世界将来的发展使得一个国家并不需要在崛起的过程中去征服其他国家。以前日本就认为自己国家很小，资源有限，必须占领亚洲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它才能成为强国，但是它用战争的方法结果反倒失败，而战后不用战争而用和平的方法，通过经济发展，自己反而强盛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发展不见得需要把别人打下去，可以通过互惠互利发展起来。

　　《21世纪》：看来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

　　黄有光：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当然这个速度不见得一直维持在10％以上，不过即使比这个低，例如7％，这也是高速增长。

　　当然将来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知道，但我觉得除非出现某些大的不利因素，比如战争等，假定排除这些特殊事件的话，我认为继续高速增长是可以持续的。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它已经高速增长很久了，但人均收入还相当低，比起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等都相差很多。因此在有利的环境下继续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二是我们可以继续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就可以得到这些技术，从而促进高速发展。

　　三是我们国家人民勤劳、有高储蓄的倾向，所以我认为有因为高储蓄将来才能继续高速发展。

　　《21世纪》：那您觉得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黄有光：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和滥用权力、贪污等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很可能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我刚才讲乐观的说经济可能继续高速发展几十年，那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假定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引起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黄有光简介：·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1)。

　　·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任教授(reader;1974～1985)及讲座教授(personalchair;1985至今)。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86年成为被选入Who's Whoin Economic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数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Economica，EJ，JET，JPE，RES，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曾在中国出版《福祉经济学》、《经济与快乐》，《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和《黄有光看世界》等多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