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特区：打破空间 预演未来

　　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西部经济高地，成渝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实施地带。7年之后，这两座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再次成为国家的改革实验田。

　　6月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成都和重庆成为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此之前，包括武汉、深圳、杭州、大连、合肥、广西沿海三市等在内的十多个城市已经纷纷提交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申请。

　　在几番竞逐之后，成渝拔得头筹，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首当其冲

　　“虽然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同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在成渝多了‘统筹城乡’四个字。这说明，成渝‘特区’的改革试验模式有着自身的特点，与浦东和天津有很大不同。”6月9日，在成都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发改委主任彭琳如是表示。

　　作为长期研究国内区域经济问题的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凌细释了“成渝特区”模式与浦东、滨海新区的差异。“天津的重点是金融体制改革，上海的重点是立足行政体制的改革试点探索。这次设立的成渝特区，则是国家战略层面上设立的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林凌看来，成渝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将有可能为中国未来更广大地区的改革路径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范例。“成渝城乡统筹的实施，很有可能在中国率先解决一亿农民的发展问题，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

　　“四川和重庆就是我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正是进行城乡统筹发展改革的‘天然’试验场。” 在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看来，重庆和成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集合和叠加了我国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成都和重庆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居民数量与收入的差距都比较大。成都市1100多万人口中有农村人口600多万。而重庆作为直辖市，还具有中等省的构架和欠发达省的特征。”李后强说，在成渝两地具有典型“中国特征”的城市进行城乡统筹的试点探索，对于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彭琳看来，国家将成渝选为全国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也与成渝两地在探索城乡统筹方面做出的成绩和积极态度密不可分。如，从2003年起，成都就开始进行城乡统筹实验。“2007年初，国务院曾专门委托国家发改委专程到成都进行了调研。这次调研的结果就基本为成都最终入选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定了调。”一位受访人士表示。

　　改革空间

　　“现在还不能确定试验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出台。方案的制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并最终需经过国家发改委的通过才能正式实施。”彭琳告诉记者，试点具体实施方案是由国家、省、市共同商讨制定。

　　“成都试点方案的重点方向是确定的：即在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及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健全基层自治组织、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率先突破。”彭琳说。

　　据悉，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成都市及重庆市政府相关人员将在下月汇聚北京，商议有关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虽然是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改革，但在许多专家看来，成渝未来的改革空间将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各个层面。

　　“国家不会给成渝两地所谓的优惠政策。而是给你足够的空间，让你去大胆尝试、去发挥。”6月9日，在参加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后，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未来成渝“特区”所能取得成效正是“寄期于体制和观念的解放，而不是优惠政策。这实际上给予了成渝两地更大的改革试验主动权，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大胆地进行探索。”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汤敏则认为，入选“特区”给成渝两地在实行金融创新、加大城商行、农信社改革，让金融力量推动城乡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林凌的思路则走的更远。他表示，在国家授予的改革空间下，成渝可以大胆在金融创新领域进行尝试。“私募股权在沿海发展的很好，可以引进和大力发展。”他同时建议，在成渝多层次资本市场上也可进行大胆探索，将产权交易机构、股权托管机构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区域性资本市场。“最终汇集各路资金流，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成渝未来

　　对于成渝而言，双双入选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利好影响是：宣传了多年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成渝经济一体化”获得了现实层面实现的最佳机会。

　　川渝分治十年，打造成渝经济带，实现成渝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也延续了十年。但由于行政壁垒以及竞争带来的各自利益上的考虑等多层次原因，成渝经济一体化的吁声更多停留在学界。此次同批跻身“特区”行列，则为成渝打破滞碍、实现成渝两个经济带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很好机遇。

　　而国家给予两地在政策上的开放性也将为两地的经济和产业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上的可能。

　　事实上，在两地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前，川渝两地政府已开始大幅度热身，为未来成渝经济的一体化进行政府层面的准备。两个多月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与四川省省长蒋巨峰代表两省市政府共同签署《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商定在共同加快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构建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共同引导经济区产业分工协作，共同构建城市群和城市连绵带，共同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立统一的工作和协调机制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的合作。并在年内启动两地沿边区市县合作共建试点。

　　但对于成渝两地的未来，学界有着更多的期盼。“重庆成都直线距离三百公里，两个特大城市正好处在行政区域两端，包括14个地级市和重庆‘1小时经济圈’内的23个区县上百座城市。”在林凌看来，利用改革上的优势，两地加强合作、实施产业分工，成渝经济区将成为与

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相呼应的国内经济第四极。

    中国经营报记者：彭戈、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