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红利收缴政策被误读：收红利不等于默许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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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没有打破垄断的前提下，收缴垄断的国有企业的红利，很可能向这些国有垄断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政府已经默许他们继续享有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

　　议论已久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终于将要迈出第一步了。从今年开始，政府将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意味着，政府将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收入进行安排，不排除以投资者红利的方式占有其中一部分利润。

　　从理论上说，投资就是为了获利，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政府——似乎同样有理由向国有企业收取红利。从这一角度看，以前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具有一定合理性，尽管上缴全部利润未必合适。而1994年之后政府豁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义务，则不尽合理，尽管当时国有企业也确实没有多少利润。

　　不过，当政府再度决定可能要求国有企业向自己分红的时候，却需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设立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收取红利将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国有企业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企业。政府投资兴建国有企业，乃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中的“例外”。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过往各国的实践均已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可能高于私人企业。基于纯粹的经济逻辑，根本不应当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公共事务不可能完全基于经济逻辑进行治理。假如民众认为——这种认识是对是错且先不管——一些商品和服务对于自己的福利十分重要，而私人企业无法较好地供应，自可通过一定的公共选择程序，允许政府利用公共资金设立国有企业。但推测起来，公众设立这些国有企业，不可能是为了让这些国有企业赚取利润。就筹措财政资金的目的而言，借助民主的程序征税，比设立国有企业再获得红利，要简单直接而有效得多。

　　因此，国有企业如果持续地获得巨额利润，那很可能说明了：设立这些国有企业是个错误，即使最初没有错，现在也已经错了。合理的对策是将其民营化。或者，最起码，打破政府给予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开放该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私人企业进入。

　　政府在没有打破垄断的前提下，收缴垄断的国有企业的红利，很可能向这些国有垄断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们会以为，政府已经默许他们继续享有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假如确实如此，那显然是一个对公共利益不利的结果。政府分取国有企业的红利，的确有益于公共利益，但是，这种有益，显然不足以抵消垄断所造成的公共利益的损失。

　　更大的危险在于，红利很可能让相关政府部门倾向于支持这些垄断企业，甚至不惜终结市场开放的进程，让目前的垄断格局永久化。近些年来，有关部门似乎已经具有这样的倾向，诸多政策都在强化垄断。这些政策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政府收取红利，是不是会给维护垄断的种种做法增加一个借口？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个社会就将继续承担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代价。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取国有企业的红利，还可能让政府坠入另一个陷阱。在企业上缴全部利润的时代，国有企业赢利时，政府收取全部利润。反过来，企业出现亏损乃至倒闭时，政府就不得不对其承担无限责任。90年代以来，政府拿出了巨额公共资金为这样的企业的脱困、倒闭埋单。

　　经过一番淘汰，又适逢经济繁荣，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不错。但是，这样的好日子会永远继续下去吗？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向国有企业收取红利的时候，政府也必须事先考虑到，这些国有企业的日子未必总是这样好。因此，政府目前分享国有企业现在的利润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是防范未来国有企业再度消耗公共资金。

　　因此，最好从制度上事先就做出安排：政府只以其既有投资对国有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政府已经提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与公共预算相对独立。但要真正分清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投资者与公共资金管理者的责任，使政府在国有企业出现经营性困难的时候，不被拖下水，显然需要更严密的制度设计。基本上在现有的国有资本与公共预算之间应当是一个单向通道，也即，国有资本预算中每年应列支一部分作为国有资本的红利，计入公共预算的收入项下。其具体数额应由各级人大来决定。资源垄断性行业的红利比例应当较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营所需要的投资则只能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安排，在现有国有资本规模内自我循环，而不能再指望公共预算。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曾经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即便现在，比例也相当大。在此，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作为市场秩序守护人的角色，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占有者、作为这些企业大老板的角色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要建立市场体制，政府就必须摆脱这一冲突。因而，面对国有企业红利，政府应当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