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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1日 08:59 中国经济时报
——“村民自治”的视角 ■张要杰 需求表达机制主要解决的是，农民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通过何种渠道反映出来。在经典的公共物品理论中，这一问题通常被称为“偏好表露”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而且长期来构成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在对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西方经典作家常常在民主制的前提下，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投票模型”，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将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转化为公共（集体）需求，进而为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真实的需求基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威克赛尔·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 威克赛尔·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简评 威克赛尔·林达尔模型是将竞争性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从私人物品领域拓展至公共物品领域，将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实际政治决策过程相联系，为如何在公民之间合理确定公共物品的负担份额（税收）及其产出水平提供了思路。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假定：一是社区有两个当事人Ａ和Ｂ，分别代表各自相同收入和偏好的两组选民；二是为防止决策的先后次序所带来的投机行为，假定公共物品的产出水平与其负担份额作为一个备选方案同时决定；三是每个人都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偏好。 林达尔均衡模型尽管没能给出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条件（萨缪尔森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给出证明，即∑ＭＲＳｇｘ＝ＭＲＴｇｘ），但其通过局部均衡分析将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决策过程与公共物品成本的负担份额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个人偏好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备选方案的“投票”，确定出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以及个人对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摊份额。在这一过程中，对备选方案的不断投票，也就是个人偏好的持续表露，而最终达成“一致”，个人偏好也即汇总为“群体偏好”。因此，林达尔均衡既是一种需求偏好表露机制，又是公共物品的合意供给模型，同时还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决策程序。但在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林达尔均衡由于对备选方案要求“一致同意”，所以极难实现，而其理论意义在于，它为进一步的分析确立了一个“标杆”。 蒂布特模型则是把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与居民的偏好表露联系起来，通过居民对“社区”的选择（“以脚投票”），即从公共物品供给较差的社区迁移至公共物品供给较好的社区（当然这需要与居民对公共物品的负担能力相一致，因为公共物品供给较好可能意味着收费或税收较高），从而间接地显示居民的偏好以及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水平。该模型同样有三个基本假定：其一，地区间财政存在竞争性和流动性；其二，居民在社区之间可以自由迁徙；其三，居民消费的公共物品与该地区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应的，即较高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对应着较高的税率，但不同地区之间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存在差别。 蒂布特模型的偏好表达类似一种“优选机制”，通过社区居民不断迁移，用“实际行动”表达出人们对所居住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的偏好，并最终寻找到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税负能力、期望的公共服务标准等相适应的社区，经过若干次迁移，达成某种均衡状态并相对稳定下来。西方社会千姿百态的社区类型是蒂布特模型具有良好解释力的印证，我们经常谈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种程度上即是对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当然，蒂布特模型还是一种“压力机制”，尤其是对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而言（主要是地方政府），在税收最大化和选票最大化的双重约束下，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使公共物品的供给符合辖区居民的需求，否则，辖区居民的迁出既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使其行政长官失去“票源”。事实上，蒂布特模型是一种双向互动约束模型，既是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公共选择过程，又是地方政府最大化自身行为的自然结果。在民主制健全的社会，这不啻是一种理想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和偏好表达模型。 建立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需求表达机制 前述分析表明，无论是林达尔均衡模型还是蒂布特模型都难以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和政治实践完全契合，但对设计中国特色的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还是提供了某种值得借鉴的观察视角。目前，在我国基层民主制的发展过程中，“村民自治”的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为我们在村域范围内植入上述两种模型的核心思想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基础。 第一，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将个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汇总为村集体的公共偏好。村民自治，在农村俗称“海选”，是农民自由投票产生行政村领导的一种方式。经过１０多年的实践，农民对村民自治的运作过程已十分熟悉，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而且，在农村税费改革已全面完成的背景下，“一事一议”作为新形势下农村公共事务决策的替代形式，使在村域范围内汇聚个人的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成为可能。因此，村民自治作为在我国农村实施需求表达机制的法律依据，“一事一议”作为其具体实现形式，两者的结合使这一需求表达过程具有某种“公共选择”的意味，通过对备选方案的连续投票，村民的偏好自然表达其中，而最终获得通过的方案必然是汇总了不同村民偏好的“集体偏好”或“公共偏好”。从理论上讲，这一过程会达到“林达尔均衡”，但在操作层面，林达尔均衡所要求的“一致同意”可以略作修改，或简单多数规则，或２／３以上同意通过，或依据公共项目的不同进行“微调”等。总之，这是一个表达偏好、发扬民主、凝聚共识的过程。 第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合适与否有赖于基层政府之间财政的竞争性和流动性。蒂布特模型的一个基本假定即是地区间财政的竞争性和流动性，这一假定保证了由于地区之间人员的迁移所带来的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减变化。为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地方政府需要在本地区保有“人气”，努力创造出更好的投资环境，也就是尽力满足辖区居民的公共物品需求，以较高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吸引外地区居民在本地定居、创业。尽管我国总体上属于“压力型”财政体制，但地区之间的财政竞争性还是十分激烈的，蒂布特模型还是具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所不同的是，在标准的蒂布特模型假设下，地区之间的财政竞争通过竞相满足辖区居民的公共物品偏好得以实现，而我国各地的财政竞争主要表现为对各类投资者（迁入者）的种种优惠，其中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优惠，而没有反映出公民对该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选择偏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蒂布特模型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已开始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 第三，农村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还有赖于确立公民在地区之间的自由迁徙权。蒂布特模型所揭示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只要满足公民的自由迁徙这一假设，个人对不同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偏好表露就必然发生，由此成为一个地区兴盛或衰落的基本因素之一。改革开放前，由于严格的城乡分割制度，尽管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远远高于农村，但并未形成城乡之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后，虽然城乡分割依然存在，但受到城市或发达地区获利机会的吸引，再加上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才形成了持续２０多年蔚为壮观的“民工潮”，构成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源动力。如果说第一代打工族是冲着摆脱贫穷而离乡背井，那么第二代打工族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地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众多的赚钱机会等才选择留下来，而有意无意之中发达地区较高水平和较高效率的公共物品供给成为他们进行抉择的主要标尺。这样，我们就看到发达地区农村产业的兴旺、人口的稠密、公共服务设施的健全和广大中西部地区村庄的凋落、年轻人的外出、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等情况的并存。当然，这种自由迁徙权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是不完整的，这就为发达地区设计有关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制度预留了足够的制度空间。比如，一些发达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即此一例，由于农民工在当地没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在当地生活、就业、纳税，缴纳社会保障金，但到退休时只能回原籍养老，而社保基金的“社会统筹”部分就永远留在了发达地区。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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