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三到五年内的核心

　　袁鹏本报资料

　　经贸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三到五年内的核心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

　　本报记者 马娟 北京报道

　　保尔森及布什政府所代表的大垄断集团、巨型金融资本集团，意在让中国在金融业、保险业等服务业开放，他们醉翁之意不在人民币升值，而在金融开放。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有来有往经过两轮。

　　人们总习惯把目光放在具体的结果，分析谁作的让步多，谁得到的订单大。但是，在经贸关系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最大变量的今天，战略对话的意义绝非如此。

　　经贸关系正从过去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基石，变成麻烦本身。我们需要思考不仅是在经贸和金融领域，我们开放的尺度到底应该是多少；还要厘清美国国内复杂的利益格局，提防经贸问题与其他矛盾联系的可能。

　　与达成的协议相比，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日前，我们诚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来分析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及此后的中美关系。

　　认可对话机制是最大收获

　　《21世纪》：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落幕，您对此次对话的成果作何评价？

　　袁鹏：我觉得此次对话最大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对这个对话机制是认可的，通过这个机制，双方坦诚地把各自的意见提出来，最大限度地进行妥协、让步、合作，即使有很严重的争吵，大家也并未因此轻易放弃对话。我觉得，这可能比实际的成果更重要。

　　另外，双方觉得对话很有价值，并决定今年12月份再开第三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有了三次对话之后，这个对话机制就真正成为一种“战略机制”了，就实现了战略经济对话本身建立的初衷，即把经济问题放在战略的视角和轨道去认知，通过稳定经贸关系推动战略关系。毕竟在很长一段时期，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压舱石。

　　从具体的成果来讲，我觉得美方得到的更多一点。一是扩大了中国的市场准入，包括2011年前，中方将取消对美国货运航班数量和货运承运人的所有限制，扩大美国出口；扩大对美金融开放，金融开放是保尔森和布什政府比较重视的，包括取消外资证券公司的一项准入限制，允许证券公司在华拓展业务，把QFII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还包括海外财产保险公司有望将分支机构转成子公司，以及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发行自己品牌的人民币信用卡等等。凡此显示了中国政府最大的诚意。在金融开放问题上，中国国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大胆的、更大程度开放的姿态。

　　中方也有收获，包括我们提出来的开启对美旅游的谈判。包括能源和环保合作，发展清洁煤技术等等。更实质性的一点是，这次没有因为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使双方立即走向贸易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该说稍稍的松了一小口气。

　　《21世纪》：虽然中国显示了极大的诚意，好像美国国内还是非常不满意，比如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罗奇刚刚写文章分析，认为今年年底美国国会很有可能会通过对中国大规模的贸易制裁。

　　袁鹏：对，因为这实际上是美国两大利益集团在中美经贸关系上较量的结果。中国只部分满足了其中一派利益集团的需求，而并没有减少另外一派所给的压力。一派就是保尔森及布什政府所代表的大垄断集团、巨型金融资本集团，意在让中国在金融业、保险业等服务业开放，他们醉翁之意不在人民币升值，而在金融开放。此次对话应该说部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另一派则主要把目标放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由于中国顶住了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因此在相当一批国会议员当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不仅没有减缓，反而激化了。这是其一。

　　其二，中美经贸问题的本质就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根据美方统计，2006年中美贸易赤字达2330亿美元。这次对话虽然中方承诺金融开放，但在缓解中美贸易赤字、贸易逆差上，是不会立竿见影的，所以还没有打消很多美国人的疑虑，压力还存在。压力主要来自国会，包括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进口美国牛肉的问题，履行WTO承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下半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保尔森等人愿意跟中国继续搞战略对话，进一步要求中国开放金融领域，而国会为代表的一批人，有可能按捺不住，批评保尔森只顾自己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可能下手，采取一些他们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比如通过一些对华制裁法案，包括著名的舒默、格林厄姆法案，要求提高中国商品27.5%的进口关税，还比如启动所谓特别301条款，等等。

　　《21世纪》：就是说虽然通过战略对话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对于中美的外交形势，尤其在商业和贸易上的形势来说还是很严峻的。

　　袁鹏：可以这么说。平息了部分人的怨气，解决了暂时的问题，却没有解决长期问题。

　　经贸关系：由“基石”变成“麻烦”

　　《21世纪》：这对于今年年底第三轮对话会有什么样的启发？

　　袁鹏：总体来讲，中美比较猛烈的贸易争端通过对话方式来解决，这对于双方是有好处的。中国显示了自己最大的诚意，这个诚意在一些人看来是做了很大让步，但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这是必要的。金融开放无非是在最敏感、最核心的产业领域进一步开放而已，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推进，或者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推进。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是究竟因美国的压力而开放，还是我们主动开放的问题。我认为是内外因素共同起结果的产物。

　　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中国加入WTO之前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许多改革是靠开放来推动。当然也有不少行业或产业是先改革再开放，现在看来难度比较大，因为美国人不会有耐心等你改革完了再开放，实践证明这不现实。现在基本上是采取边改革边开放的方式。因此，现阶段一定要理性地评估，开放和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不要前面开着门，后面没准备好。尤其是今天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已经从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全面转向了第三产业即金融、保险、服务业，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敏感、最薄弱的环节，加之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因此现阶段的开放与过去20年的开放是不是一回事，还是发生了质变？是否需要从战略高度，或是从更大的金融安全的角度去看待？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就是要深入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美国的国内政治现在已分化组合了，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在对话经贸关系上，至少可以分成两大派，四大类。

　　一派是以保尔森为首，代表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垄断资本家及金融垄断集团利益，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希望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第二派代表传统制造业、中小业主的利益，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全球化的利益，相反还有所失，他们主要把压力放在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WTO、环保、牛肉等等更具体的问题上。从总体看，前者主要代表共和党，后者主要代表民主党。

　　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已全方位纵深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国与国的经贸关系，而是变成产业对产业、行业对行业、一个国家对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关系。美国有多种利益集团，但是在施压中国开放、中国人民币升值、中美之间贸易平衡这个点上，他们恰恰汇集在一起。我们面临着如此多头的问题，有时候满足了一头，满足不了第二头。

　　同时要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正从过去中美关系一个稳定的基石，变成麻烦本身。以前中美关系很重要的特点是，尽管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但双边关系可以靠经贸关系推动。但是发展至今，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国利益的扩展、中美关系的深化以及中美赤字的拉大，经贸关系本身不仅不足以支撑整个中美关系，反而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更加细致、耐心，更加战略性地处理经贸问题，而不仅是商务部或者财政部去单独处理这些问题，应该把它纳入中美战略高度去处理。

　　这次对话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头，吴仪副总理“深入虎穴”，跟美国国会议员面对面，还利用了美国的主流媒体现身说法。今后类似的工作可能要变成两国经贸关系中的常态，而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中美经贸总额根据美方统计已经是3430亿，仅逆差就是2330亿。可以说，经贸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三到五年内的中心议题。

　　由于在台湾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双方逐步摸索合作之道，直接的正面冲突概率在降低，因此无形中焦点就集中在经贸领域。这也是好事，经贸问题炒得越狠，证明其他问题就不是很突出，证明台湾问题的地位在下降，战略、安全方面的冲突也在减低。

　　《21世纪》：近几天，双方在《中国军力报告》上还是有一些争论的。

　　袁鹏：如果跟前几份《军力报告》相比，新的报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有意选择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发表，就是希望不要因此而冲击此次对话。另外发表时选择在周末，也希望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媒体的煽风点火。总体看，两军关系在升温。这就把经贸问题放大了。经贸问题放大总比军事关系或者政治关系放大要好。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以后需要把很多精力放在经贸问题上，要学会与一个成熟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而在这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学生。

　　寻找“平衡木”

　　《21世纪》：中国有没有一些筹码，能让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立场平衡一点？

　　袁鹏：目前态势根本的动因是，中国赚了美国的钱，他们当然不高兴。按照佐利克———相当理性的前副国务卿的话说，对于2000多亿美元的逆差，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何况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什么其他政治理由。

　　当然不少人也开始意识到，是不是美国有一个更隐性的战略？不仅是要解决赤字的问题，而是以赤字为借口，通过各种方法来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现在中国崛起速度很快，而美国深陷伊拉克、中东无法脱身，国内也出了问题。所以任中国这样不受限制的高速崛起，美国受不了。但美国在军事上遏制、政治上高压也无济于事，因此开始思考经济、金融手法，如压迫中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全面开放，来延缓中国崛起。当年美国对日本采用过这一招，通过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停滞，台币的升值、德国马克，还有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可以说明美国的强势战略恰恰就是金融战略。美国金融资本目前想大举进入中国，会否有借助中国的股市、楼市虚高的关键时刻弄出一些问题，从而使中国经济也像日本当年一样出现放缓或停滞？确实值得警惕和防范。

　　《21世纪》：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袁鹏：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为什么美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要求中国金融开放上，而人民币汇率能够放在第二位？其实人民币汇率作为幌子，最终目的是压中国金融，保险、证券市场对美国的开放。美国在这些方面是有经验的，屡试不爽，对象国无一幸免。在贸易领域，中国是一个熟手，中国通过WTO，在经贸问题上跟他们打交道，问题应该不大。但在金融领域，中国还是一个门外汉。

　　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中国施压，解决巨额贸易赤字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也不能排除美国借此说事儿，最终延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可能。前者是经济利益，后者是战略利益。

　　当然中国也有筹码。如此巨大的经贸额，本身就是一种掣肘利器。因为美国相当一批大公司像波音、微软、可口可乐、宝洁等还是大赚中国钱的，中美经贸出问题，它们首当其冲。第二，我们毕竟握有一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这使美国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第三点，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保上面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的，可以做到共赢。美国帮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提高中国煤炭的使用效率，客观上有助于缓解中美能源竞争，这方面中美还大有可为。

　　防止贸易摩擦与其他矛盾挂钩

　　《21世纪》：就您的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之间力量对比怎样？

　　袁鹏：反对中国的声音还是很强的，但是也有所分化，他们的利益不一致，很难形成一个绝对的多数。现在最担心就是这几股力量合作起来，这压力就比较大了。

　　有一点是他们可能达成一致的，即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也知道，人民币汇率改变不了中美贸易赤字的结构性矛盾，但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虽然改变不了，但总会有帮助。况且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得到了保尔森等人的认可，他们虽然不在乎人民币升多少，但认为人民币汇率如果走向市场化的话，它是中国整个金融系统开放的风向标。所以人民币汇率在这一点上满足了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也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炒得那么凶的一个原因。

　　所以，此次对话虽然在其他方面达成了一些妥协，但并没有在美国最关心的、能够牵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神经的点上做动作，换句话说没有打动它的内心。其结果就是，汇改压力还在，可能过两天会回来。因此，今年12月第三轮战略对话，可能要进入一个理性思考的阶段。

　　《21世纪》：这种贸易上、金融方面的摩擦，会不会造成中美关系比较大的退步？

　　袁鹏：经贸摩擦本身并不足以导致两国总体关系倒退，因为今天中美关系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全面性和复合性。中美关系不只是经贸关系，现在中美关系很重要的支柱就是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在朝核、伊核、达尔富尔、缅甸、反恐等问题上的合作，美国离不开中国；两国政治关系也还不错。风险在于，如果经贸关系在出问题的高峰期，恰巧又同其他问题连贯起来，那就可能出问题。

　　最近美国炒得比较凶的是达尔富尔问题，中美对达尔富尔问题认知有很大落差，那批所谓对人权问题感兴趣的议员，还有一批黑人利益集团，借着达尔富尔问题炒作所谓抵制奥运会的问题。这批人或许对经贸问题不感兴趣，但对中国不满是一致的。这两种声音会合的话，就容易把经贸问题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加上中美军事关系刚刚恢复，中国军事现代化到了“出成果”的时候，反卫星导弹、潜艇、航母、洲际导弹等问题容易被炒作，再加上一个台湾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是独立的，但放在一个系统里面去考察，再与目前火热的经贸分歧挂在一起，就容易形成一个印象，好像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矛盾全面上升，那就可能影响中美的总体关系。

　　《21世纪》：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在美国国内看来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选举和政治分流有多大影响？

　　袁鹏：影响在上升。在过去几次大选里，中美经贸问题或者没有提及，或者没有这么热。这次有所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中美经贸关系逐渐迫近美国人的心理底线，他们有点坐不住。第二个不同是反恐、伊拉克问题辩论得有些乏味，中美经贸问题就像一剂调味料。此外，很多美国政客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没有达到美国人所期待的结果，这个平台就变成一个撒气的平台了。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在美国国内还会继续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