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WTO心灵史：勇于承担更大责任迎接挑战(2)

　　从应对到责任：大国崛起的心态

　　2001年，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题目，普遍是“如何应对入世的冲击？”

　　“应对”一词，是弱势心态最好的写照。

　　2001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宁夏各界人士对话，称得知入世后“心情也很复杂”，“非常高兴”之余，也担心“入世所带来的冲击。”

　　当时备受关注的行业，以金融服务业、IT产业、农业、汽车、电信、石化等六大行业为主。事隔5年之后，这些行业的现状又如何？

　　当时脆弱的汽车业，可谓这些受“冲击”行业的代表。也是在2001年，吉利汽车总裁李书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WTO对于我们可以说冲击甚微，因为国外的汽车企业根本不可能造出与我们同样价格的汽车。”

　　这位“为中国老百姓造车”的人，5年后把理想变成了现实。2006年吉利汽车的年产销目标是17万台，出口1万台。时至今日，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已经占到中国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没有WTO对汽车业准入的冲击，就没有吉利这样的民族品牌企业的崛起，也绝对不会出现今天

　　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称：“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

　　该报告称，入世将有助于中国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入世后的改革将导致大约600万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寻求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将会提高。

　　而对于中国的入世“成绩单”，原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概括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主要来自信心效应与观念效应。

　　五年来，中国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用自己的实践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在履行承诺方面，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9.9%。

　　“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WTO，入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是目标。可以预见的未来是，2008年，中国的出口将占到世界第一，进口将占到世界第二。怎样去看一个经济大国的经贸地位和关系？这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张汉林说。

　　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观念和心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WTO意味着的，不仅是分享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与WTO法规和国际规范的对接。

　　1999年11月，中美双边谈判结束后，一场自清末以来中国最大的“变法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仅中央各部委清理、修订、废除与WTO规则冲突的法律、法规及各种红头文件，就达2300多件，其中废止830件，修订325件。

　　2001年入世前夕，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李适称，“相关修法废法工作将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前基本完成”。

　　WTO的一套外生法律规则体系嫁接到中国的法律、政策体系中，并加以转化为国内法的过程，无疑正是中国政府走向法治政府的过程。这也正是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承担大国义务和责任的必由之路。

　　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法律规定的责任，还有更宽广的负责任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观念。

　　“中国的企业应该把社会成本内部化，这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贸易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P)首席执行官里卡尔多对本刊记者说。

　　里卡尔多2006年10月应中国商务部之邀来中国参加研讨，帮助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战略，包括如何应对反倾销。在他的眼中，反倾销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则认为，对待反倾销这样的微观技术问题根本不必那么紧张，美国遭遇的反倾销比任何国家都多。

　　“中国出口导向的政策，必须与国内产业联系在一起。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是整个规则体系的一部分。”里卡尔多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环境等外部性成本问题，尤为关注。在他看来，化解这些成本的惟一方法，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与国家发改委的想法是一致的。

　　WTO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因此，入世使中国经济改革纳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中国必须具有更负责任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环境，对外开放时承诺的时间表，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国内改革必须与WTO步伐协调，实现所有制的平等，取消内外资、民营、国有的差别待遇，这才是入世之把中国带入全球化世界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用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即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规则，从优惠泛滥走向统一透明，而WTO的推力正与此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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