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WTO心灵史：勇于承担更大责任迎接挑战

　　从当年提起“全球化”色变，到2001年入世前“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如今“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其背后，是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政府官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面对WTO的心理变化曲线

　　“中国在后WTO时代应该有大国风范，在开放中创造和谐，勇于承担更大的责任和迎接更多的挑战。”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对本刊记者说。

　　张汉林的话，代表了当前学界对待WTO的声音，也意味着中国普通公众对待WTO态度的转变。而在1997年，年仅30多岁的张汉林在中央党校演讲“中国与WTO的关系”之时，党校的一个老教授还生气地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质问为何要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轻狂地讲什么“全球化”。从当年提起“全球化”色变到2001年入世前“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如今“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其背后，是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政府官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面对WTO的心理变化曲线。

　　从GATT到WTO：开放倒逼改革

　　对外贸易的改革与开放在中国有漫长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接触。从GATT到WTO，焦点也从简单的外贸经济过渡到改革诉求。

　　1986年7月10日，一份含340余个英文单词的申请由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钱嘉东大使递交给GATT。自此，中国开启了复关入世这个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进程，也饱尝了十五年谈判的艰辛。

　　1980年至1984年，在改革开放被正式提出后，一场围绕对外经贸的大讨论在学术界展开。随着讨论逐渐深入，对外经贸利益被摆到国民经济战略地位加以对待，而复关，则成为当时发展对外经贸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当时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完全的国家垄断状态，这与提倡自由贸易的GATT不太相容。但是，两个数据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对GATT的态度：GATT成员方贸易总量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量的85%；中国与GATT成员方贸易量占当时中国全部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中国不管是否参加GATT，其规则对中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此，正如首任贸易谈判代表沈觉人所言，当时决策层普遍认为，“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对中国有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当年11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GATT副总干事以及各国GATT专家参加的“GATT与中国”高级研讨会上，其议题仍仅限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与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经过14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但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却遇到了40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种种压力使得1994年之后的市场化道路显得异常艰难。

　　改革的难度促使决策者寻找一条新的破局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被确认为是一个契机。2001年，中国入世前夕举办的“诺贝尔经济论坛(北京)”论坛上，“法制建设：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强化政府公共职能”等表面上看似与经济关联不大的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重点。中国对开放的诉求完成蜕变，入世成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

　　次年2月，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在北京召开。自此，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关于WTO规则的培训运动拉开序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2002年春节后在香港总商会演讲，其开场白则是“中国政府官员过年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有关WTO的学习”。

　　“入世让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开放。第一次开放以1978年为标志。当时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国内议程来开放，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自认为适当的领域，以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速度，来选择开放，这是第一次开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开放则以入世为标志，此后，中国的开放就不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了。”北京大学教授王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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