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乡村精神世界的主角？

　　谁是乡村精神世界的主角？

　　———现代化视野里的乡村文化变迁

　　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之一

　　编者按：文化和价值问题是社会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维系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平衡发展的命门。但无论是在发展缓慢的农村，社会急速分流的城镇，还是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城市，社会的变动带来了价值观的破裂和不统一，原有价值观破裂后，社会却没有形成新的价值标准。而大家通常所说的文化或文化人，也仿佛变成了一种精英主义的代名词。

　　之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出“断裂社会”的观点，他指出，所谓断裂社会，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

　　如果说“断裂的社会”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的话，那么，“断裂的文化和价值”更应引起社会的反思。

　　本报特别策划“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系列，追寻、探索变动社会中人们的基本价值。第一篇让我们先从乡村文化变迁说起。

　　文/张鸣

　　眼下的农村，由于有“新农村建设”的缘故，很是受舆论关注。不过，这种关注，至少在目前看来，明显是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以及农村普遍遭到破败的刺激。自温铁军提出“三农问题”这个概念以来，所谓的“三农”之中的农业，现在看来基本是无足轻重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城市经济，对本土农业的依赖度，已经降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样一来，另外的“两农”，农村和农民，也就浮了起来，不太被人当回事。不过，在另一种场景下，农民和农村的分量又相当重：农村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来源，以及农民作为为工业化提供劳力资源的农民工的存在，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人轻视的。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供给稍有紧张，以及农民工的来源不再呈供给无限状态，都会令城市谈虎色变，毛孔出汗。然而，农民和农村的这种“分量”，本身就包含着被剥夺的意蕴，有着农民在现代化重压下的无奈。

　　1.新中国之前的乡村现代化

　　如果说清朝的农民，至少成年男性还多少能受到一点私塾识字教育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这种教育也成了奢侈。

　　现在的农村，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正在衰亡中的世界。这种衰亡，原本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只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工业化起飞，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突然性爆发力拉动下，农村的衰败由于城市突然繁荣的反衬，才显得格外刺眼。

　　无论我们情愿与否，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现代化基本上就是城市化，已经完成现代化和正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要走牺牲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尽管这条路痛苦多多，造成的问题也成堆，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走出一条新路，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长期处在列强争夺中的大国，现代化的过程漫长而且艰辛。这意味着，庞大的中国，只是列强的一块可供掠夺的“无主地”。当然，中国“曾经阔过”的历史，也在这个过程，形成某种看不见的包袱，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操作。尽管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给中国农村造成最大危害的，还是连绵不断的战乱和时局的动荡。一般来讲，战争对农村的损害都远大于城市，虽然城市遭到的破坏更容易引人注意。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应该从清朝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真正引发农村变动的变革，是清末的新政。新政对农村最大的影响是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改革不仅使农村的私学从此凋敝，而且拉走了农村的文化精英，确立了城市对乡村的文化优势，由此也带来了乡村权力和秩序关系的紊乱。不过，新政的另一个内容———地方自治———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的失序，虽然地方自治过程中乡绅的劣化，以及相关的自治机构权力的强横化趋向，已经初步造成了乡村精英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

　　然而，新政在地方自治层面的推行还没有全面铺开，清朝就结束了统治，随后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与军阀割据，使得地方自治或者乡村自治彻底变质，基层政权沦为为军阀筹集粮饷的工具。由于战乱导致的整体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乘机崛起，土匪、帮会、教门势力跟军阀结合，袍笏登场，在部分农村建立了一种畸形的秩序。传统农村的礼治文化结构，受到进一步的冲击，乡村社会逐步呈现出“武化”的色彩，唯力是恃的价值观，动辄靠武力解决的处事方式，开始占上风。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乡村世界衰败的加速期，乡村经济虽然加快了商品化的进程，但农民的收益却大幅度减少，以至于某些地区不得不靠种植鸦片这种特殊的“经济作物”来维持。同时，乡村的精英离乡、精英劣化都在加速，乡村的教育在新学来不了、旧学又消亡的情景里挣扎。如果说清朝的农民，至少成年男性还多少能受到一点私塾识字教育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这种教育也成了奢侈。农民的文盲率大幅度增加，增大了农民进入城市、转化为与现代事业相关产业的难度。在黄淮之间的广大北方地区，从前饱受农民鄙夷的吃粮当兵，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

　　

国民党替代北洋军阀的统治，虽然中央政府的实力有很大增长，但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割据和战乱局面。所谓的“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其实依然战乱不断，既有军阀间的混战，也有国民党政权和红色根据地之间的战争。这一时期地方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兴办的乡村改革与自治运动，虽然在局部和短时间内对改善农村状况有一定益处，但在较长的时间区段内，则暴露出其强化国家权力的意图。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从乡村自治变成了国民兵制和土地村公有。国民党的乡村自治，也从村民选举走到保甲联防。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昔日阔”的巨大历史包袱，使得国人总是断不了跨越式前进的念头，总是奢望自己的国家可以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在这种普遍的奢望背景下，两个给了中国最多侵害的邻国，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举例来说，现在我们深恶痛绝的军国主义，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属于时髦，是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大力提倡的东西。

　　2.来自革命的新文化形式成为主角

　　由于不断地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失意的城市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还有“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卫生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现代化的趋向并没有中止，甚至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化方向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的开始。只是，跨越式发展的思想动力，在一个新的情景里，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虽然新中国的农村改造，在此前也有脉络可寻，但真正实现农村根本改造的，确是共产党人，而且这种改造，依然出于现代化的强大驱力。新中国的农村改造，是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先导的，土地改革改造了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彻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准备了条件。但是，革命运动本身所带来的副作用，不仅摧毁了乡村的宗族、乡社组织，而且扫荡了香会、花会以及各种互助性的农村组织，以新型政权统管一切。尽管新的乡村政权还附带有政治性的组织，但这种替代也是不完全的，许多传统组织的功能，新政权实际上取代不了。

　　新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开始于1953年，为了保障工业化的推行，国家采取了以国家力量强行将农村经济捆绑在城市上的政策，在全国推行“统购统销”，即主要的农产品，粮、棉、油等实行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这种政策，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导并借助国家权力推行的牺牲农村之举。“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农村集体化演变成为一场规模浩大且状如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在某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中国农村集体化的提前到来，一般认为是由于农村征购过程，需要国家与农民一家一户进行交易，付出过高的行政成本，因此通过集体化，使个体交易变成集体交易，从而降低了国家的成本。实际上，必须把农村集体化变成现实的真实意图，是由于如果不这么做，“统购统销”政策最终会推行不下去。

　　研究农村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传统乡村，存在着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市场网络，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还据此提出了市场网络的模型。这种市场网络，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虽发生了变化，但大体上还是顺利地与现代市场接轨。这个网络的终端，可以接到国际贸易一端，而其初端，则在广袤的乡村。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农村的社会组织遭到了破坏，但市场网络却基本完好，也就是说，农村的经济组织还存在。农村市场网络的经营骨干，无论是商人还是经纪人，按其身份都是农民，他们在市场中的职业实际上是兼职。由他们和其它一般农民共同参与的经济组织，有相当灵活的机制，很难用行政的手段完全控制。只要农村市场网络还在，那么“统购统销”就会有最终推行不下去之一日。农村的市场网络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私有制，只要拔掉市场网络的根，才能确保国家工业化中国特色路线的推行。

　　就这样，经过两年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农村实现了全面的合作化。中国城乡两分的二元结构，被制度化地固定下来，农村经济被定性为公有制的低级形式，而农民实际上跟“国家干部”和“国家工人”相类似，变成了“国家农民”，却明显处在社会等级最低的档次中，虽然也具有国家主人的名义，但实际地位很低。实际上，农民被终身限制在农村的某个地域和生产单位，非有特殊机遇不得离开，而且，大多数的农民，其消费水平均被压缩在仅够糊口的程度，从而挤出绝大多数的剩余，供给城市和工业，生活得相当艰苦。

　　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的艰苦是普遍性的，一般社员苦，干部也好不了多少。农业社乃至人民公社的权力结构很简单，但对于群众的动员能力却很强，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动大规模的活动，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只是这种体制要想维持活力，惟有保持高强度的动员，因此政治上阶级斗争的开展，是绝对必要的前提。所以，农村的人际关系中，阶级的意识和阶级的体认，相当鲜明。原本打算在土改后不久即取消的阶级成分，进入集体化之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地被强调，以至于凡是土改中成分不好的人，不仅本人，连带家属都沦为实际上的“贱民”。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在集体化时代，基本上丧失了原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和乡里道德，也在新的意识形态改造中衰退。一种来自革命的新文化形式，在农村成为精神世界的主角。

　　严酷的阶级斗争氛围固然紧张，生活也很艰辛，但农村的干部群众，在生活待遇上，却基本上处于一个平面上，即使有污点的干部，也仅限于“多吃多占”层面上，加上人群中又有成分不好的“贱民”垫底，所以，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还是相当稳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趋于稳定，国家逐渐在农村建立了虽然是低层次，但却相当普及的农村教育和医疗体系。由于不断地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失意的城市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还有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卫生领域，部分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外来人填充到了这些岗位，使得一部分农村的卫生和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有了很大提高。

　　必须承认，这一阶段的农民，至少就其大多数而言，生活质量是相当低的，生产积极性也很低，所谓的集体经济，相当萎缩，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也相当有限。到改革开放前，全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即使在比较好的地区，也仅仅达到初级水平。由于国家和集体优先的政策，在很多地方，集体甚至连农民糊口的粮食都难以保证，农民普遍靠在自留地种粮食来维持生计。

　　3.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下的农村文化

　　此时的农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文化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想合作却没有谈判的工具，亲缘和地缘，不得不依赖，但又靠不住。

　　文革结束后推行的农村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解开束缚，本质并不存在多少制度创新的意义。但由于束缚得太紧，而且时间太久，所以，一放开，在大部分农村，都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解决了困扰国家多年的农民的温饱问题，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从文革导致的停滞中复苏。

　　在农村改革最初年月，是农村凯歌行进的时段，由于城市改革暂时还没有展开，一时间农村的变化很是吸引城里人的注目，媒体上连篇累牍的都是农民富裕生活的报道。农村“万元户”，成了那个时期最耀眼的“明星”，令人艳羡。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的落实，大批知青和各种下放乃至“发配”到农村的人纷纷返城，由于这些人承担了相当比例的农村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职业，一时间农村的文教、卫生等岗位出现空位恐慌，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的退化。这种退化从那时开始一直没有停过，直至发展到今天农民缺医少药，教育萎缩，农业技术推广停滞的状况。

　　农村改革的好日子，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去除束缚带来的活力也没能持续很久。在市场面前，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除了少数弄潮儿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以外，多数人由于既缺乏信息，又没有协会保护，往往在市场面前损兵折将，甚至重归贫困。而一般的农民，在吃饱饭之后，更是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在文化上，此时的农村处于旧传统复辟，缺乏资源，新传统消退，惯性犹存的状态。严格地来讲，此时的农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文化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想合作却没有谈判的工具，亲缘和地缘，不得不依赖，但又靠不住。

　　农村改革，在土地承包的大框架内，很少有进一步的作为，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自发的改革，在某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往往趋向于把原来的集体财产分光。而“撤社改乡”的行政改革，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在理论上退出了经营领域，改变了职能的乡镇政府，对于“纯粹”的政府该做什么，基本上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逐渐演变成只管征粮收税的机器。跟传统时代一样，凡是基层负责税收的政府，在收税的同时，必然要加增附加税，以满足地方所需，以及官员本身的需求。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

发动机，特别有冲动推动工业化，自然加强了对本地农村的索取，这样一来，农村“正税”之外的“费”，逐渐加增，变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也导致了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关系的紧张。干部们缺乏原有的意识形态武器，丧失了动员能力，也丧失了道德感召力，为完成征收以及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只能乞灵于强制手段，只能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向负面发展。这种紧张状况，直到实行农业税减免之后，才有所缓解。

　　在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给了农民选举村长的权力，但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不仅跟本村原有的权力架构存在冲突，即所谓的两委关系(村委会和党支部委员会)问题，也跟乡镇政府关系紧张。更大的难题是，以过去大队为基础的行政村，事实上不应该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不存在自治的基础，所以，尽管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推行了十几年，但并没有改善农村的治理状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伟、声势最巨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浪潮中，只有少数地处沿海的农村(比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可以踏浪变成事实上的城市，进入经济中心；而大部分乡村地带，都迅速地被边缘化，逐渐变成城里人如果不去旅游，就想不起来的所在。只有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才会被高度关注，因为城市的扩张，需要农村的土地。虽然，中国今日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实际上是农民工支撑起来的，但农民工所在的农村却变得无足轻重。不管基层政府如何卖力地招商引资，资本却很少光顾那些边缘的乡村。

　　另一方面，打工潮席卷了中国每一个角落，我相信，现在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外出打工的村庄了，哪怕它远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成亿的农民来到城市或已城市化的工业区打工，上千万农民工常年居住在他们服务的城市。农民工的存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人文地理状况。原来的产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市贫民或者城市闲人，而农民工则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同时，农村也面临前所未见的局面，每年经常生活在农村的人，只有原来人口的一少部分，而且是没有自主能力的老人和一部分孩子，相当部分的家庭，实际上是举家搬迁，全部来到打工地生活。

　　但是，严峻的问题是，尽管农民工已经进了城，由于现阶段户籍制度以及其它限制，他们并不能在自己打工的城市安家。无论是季节性打工的农民，还是已在城市租房，把家迁来，做长期打算的农民工，即使对那些比较有经济实力，已经在城市买了房，身份实质已经变化了的前农村人，他们依然不能在所在城市享有孩子上学以及自身政治诸方面的权利。然而，对那些已经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农民来说，再回到原来生活的农村，事实上也不可能了。实际上，如果真的有一天农民工全体消失，中国现阶段的大多数城市，就会变成臭城、死城、垃圾城。当然，对部分的工厂主和城市管理者来说，最佳的选择是他们只要农民最健康、最年轻的一段，然后就让这些农民回到农村。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使用过年轻农民的城市，也必须容留年老的农民，因为他们已经不习惯农村了，而且生活更没有着落。

　　目前的三农问题，最大的难题实际上是两个，一是如何在一个残剩的农村建设新农村。在大多成年农民都离开的农村，其生活形态、政治生态、文化状况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村的教育、学校一直在缩减，不仅仅有入学率问题，而且生源严重不足；而城市的打工子弟，上学问题却困难重重，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学校，自己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又因为办学条件不达标而面临生存问题。第二个难题则是如何实现进城农民的安置。这些城市离不开、自己也不想走的农民，无论城市管理者情愿与否，都会在城市留下来。安排得好，这个过程就有序一些，对城市管理有利一些；安排得不好，则会出现贫民窟和棚户区，以及随之带来的犯罪率大幅度升高。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城市化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过程，通过维持城乡二元架构，甚至通过生态农业使农民留在农村，无论愿望多么崇高，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韩国的新村运动政府投入很大、主导性很强，即便如此，也没有挡住农民进城的步伐。

　　不久将来的农村，很可能将是都市里的村庄和田野里残存的村庄并存，两者的文化和生活状况，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变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人民公社IC

　　

　　清末民初本报资料

　　

　　乡村课堂刘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