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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钢明本报资料
马骏本报资料
黄益平本报资料本报评论员王梓葛耘娜主持特约记者杨冰香港报道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5％，增幅比7月份回落了5.9个百分点。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认为，“宏观调控在投资领域已见成效”。照此判断，是否宏观调控应该告一段落？是否通胀的压力已经消失？
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判断是，当前通胀处于较低水平，但未来可能面临上升压力。中国经济体中的流动性依然充足，央行为此将继续降低流动性。之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也表达了相同的调控指向：下半年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以经济和法律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
针对下一步的调控措施和宏观形势，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2期。
通胀压力尚存？
《21世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7日表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处于较低水平，但未来可能面临上升压力。您是否认同？
马骏：我想这种压力可能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今后一段时间公共事业价格的行政性调整会带来一些通胀压力，比如成品油价、水价、电价等等。
第二，目前房地产价格升幅高于CPI的上涨，这意味着房租价格的上涨也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CPI的升幅，从而对CPI产生压力。
第三，未来通胀压力可能还有部分来自货币供应量的较快增长。
袁钢明：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央行主要面对的是当前存不存在通货膨胀，而不需指向未来。周小川这句话的重点在前半句，也就是说现在的确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不该用后半句“未来可能面临上升的压力”冲淡了整句话的重点。
实际上，从数据来看，现在通缩压力高于通胀。我认为下一个季度的主要问题是通缩。现在上调石油价格，严格控制房地产，使得这两点都不会成为通胀的原因，反而有可能变成通缩的担忧。央行报告中还提到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因素。可是我们希望通过提高收入来提高消费需求，从而把价格抬升起来。我认为现在价格下降的原因正是收入提高不起来，目前要想提升价格，只有依靠提高消费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提高劳动力成本。我们希望用劳动收入提高来解决通缩压力大的问题，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担心。
虽然目前流动性很大，可是大都在银行体系中，而不是马上冲击到实质性生产领域。现在全世界都出现了非实质性生产领域的流动性问题，迫切需要政策性的解决。现在基本的办法是在流动性向实质性生产领域冲击的环节卡住，不能把流动性全部变成贷款。目前货币流动性的种类非常多，在各种货币金融工具或者资本工具中流动，很多国家为此担忧。但是，像美国这样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就不怕，不是所有流动性全部都投入到生产中，而是可以流向投资，也可以流往别处。然而对中国来说形势就比较严峻，因为我国不允许发展太多的金融工具，有钱之后只好去投资，银行有了流动性只好用于贷款，所以目前我们只好采取收缩的办法。
现在如果流动性高，会有很大风险。解决流动性可以发展股市，但股市过高也有风险；房地产也算一个资本市场，可是房地产涨起来也危险。总之，流动性不是变成贷款，就是进入资本市场，或者放在银行中，或者由中央收回。目前的状况是国家两头为难，资本市场不能充分发展，又不能有太多贷款，流动性就基本上存在于银行中了，这是一个难题。现在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采取两头都管住的办法：一是管住贷款，防止流动性全变成贷款，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一种强行收缩的办法；二是对流动性采取一定“利益”的措施，使流动性融资时风险比较低，防止为银行造成大的风险。
黄益平：目前通货膨胀水平比较低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府对部分价格的控制、指数计算的误差，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有些经济学家强调过剩生产能力的作用，但过剩能力只是在个别部门出现的问题，并没有成为整体性的宏观经济现象。
今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会逐步上升，一是最近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实际工资的步伐；二是消费已经开始稳步增加；三是国家也开始大幅度调高水、电、汽等的价格；四是货币政策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足。但在短期内，我国也不太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问题。
调控过猛？
《21世纪》：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前六月增长31.3%，达到三年来新高。今年8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5%，增幅比7月份回落了5.9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增速放缓。您如何评价这种状况？是否土地、信贷调控收到了预期效果？
袁钢明：我认为目前的调控过猛了。因为前六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出现失控性的猛烈增长。第一季度的数据公布后，4、5、6月份趋于平稳，7月份回落了一些，说明增长已经被控制住了。“刹车式”的调控会出问题，如果把调控定位为减速会更恰当。
黄益平：从最近两个月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步伐似乎确实有所放缓，因此可以说政府的调控政策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现在就对宏观调控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
事实上，尽管政府也采取了如贷款利率和存款保证金比例等货币政策手段，土地、信贷等有效的调控措施基本还是以行政性为主，而行政措施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
马骏：肯定收到了预期效果。如果要对有实质性效果的宏观调控措施进行排序，其中排在最前的应该是土地政策，第二是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政策，还有就是反腐败。
此外，货币政策也有一定作用，但短期内不如刚才讲的那些措施作用大。大多数固定资产投资还是非银行体系的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性、体制性的手段应该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这次调控力度之所以较大，我想是因为中央确实认识到，过去几年宏观调控效果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土地关口没把好，而这次看到了症结。
《21世纪》：您预计我国今年经济增长情况如何？
袁钢明：目前的调控过猛，紧接着带来的影响不是投资停止，而是生产的全面下滑。最明显的是钢铁生产，从高峰时期的3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17％。猛刹车的确会在短期内带来迅速下降，但一定也会造成损失。我认为，经济调控要慢慢减缓，使人们有一定预见性，使企业有调整的时间，以减少损失。本来今年后面几个月可以慢慢调控到位，现在打了一场“歼灭战”，投资增幅一下子降下来，人们对接下来的方向就会不太清楚。况且刹车过猛，还可能需要再弥补损失。
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降低，肯定比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明显降低，但是也不会降太多，因为我国经济本来自主的发展就比较好。上半年调控得非常好，只是8月份以后调控过猛，所以可能GDP会下落一些。不过，经济变动很大程度取决于政策，这还要看国家的目标。
马骏：我们对全年的预测是10.4%，即下半年会下降至10%左右———这种预测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第三个季度前两个月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我想下半年回落至10％的速度应该是较有把握的。
宏观调控下一步
《21世纪》：今年土地、信贷政策频出，尤其是土地政策，其中行政调控力度很大，接下来的调控将往哪个方向走？曾培炎近期表示，下半年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以经济和法律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如何解读这种调控指向？
袁钢明：这次调控基本上是在用行政措施，用“特急”的方式把许多项目停下来。相对来说，货币调控措施比较慢、效果比较弱。现在因为货币政策效果太慢，而把它发挥作用的机会完全剥夺了。目前，利率无法再上升，不能通过提高利率成本的办法来增强一种机制性的作用，货币政策已经用不着了。除非把行政措施都去掉，投资再增长上来，再用经济调控措施。
黄益平：由于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和过剩生产能力的风险，调控政策显然会继续下去。
总体来看，具体的手段会转向更多地使用市场经济工具。政府可能应该更多地推进投资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不是整天考虑控制个别部门的投资。
应该认识到，目前经济结构失衡的主导因素是消费不足。政府压缩投资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如果投资比例下降，经常账户顺差就会上升，这会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外汇政策带来更大的困难。
马骏：我想行政性、结构性的政策基本上已经到位，现在没有必要再出台新政策，即使今后几个月会推出一些新规定，恐怕也只是操作性规定。
政策已经出台后，其效果主要反映的是执行力度。今后三五个月，政府应该会在保证执行力方面下工夫。
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与行政性政策不完全一样。从发改委角度来讲，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而从央行角度来讲，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才是其主要目标。目前货币供应量面临至少两大挑战：第一，国际收支盈余压力还将继续存在，甚至会加大。这种压力自然会反映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占款的增加和基础货币增长的压力。第二个挑战是由于银行上市后贷款冲动增加，以及支付体系效率提高而带来的货币乘数不断上升，表明即使央行能将基础货币供应控制在10%左右，广义货币的增长也可能会明显高于目标。
我认为，“以法律为主导”，其实和以前很多人说的行政性措施之间有重叠。土地监管是行政性措施还是法律性措施呢？有些人说是行政性的，但从国务院法规看，也算法律性规定，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很难说下半年的调控会和近三个月已经出台的政策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
《21世纪》：相对行政调控，您认为下一步是否需要出台相应的市场调控手段？
袁钢明：我认为应该使用经济措施，现在行政措施过猛，经济措施就没办法用。接下来如果出现回升，再开始慢慢用经济措施；如果不回升，还需要用经济措施使其回升。我们在2004年有过类似的经验。
黄益平：简单说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体制改革，二是抽紧市场流动性。尽管盲目投资等“市场失败”也是造成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政府失败”所起的作用显然更大。因此减少政策扭曲应该是下一步政策的重点之一，否则我们永远不能摆脱经济失衡的状况。过度投资的问题是与目前流动性过多是紧密相关的，但要有效减少流动性，必须从存款保证金、公开市场操作、市场利率和汇率政策改革等方面三管齐下。
马骏：我感觉在年底以前，还是有再一次货币政策紧缩的可能。在加息和动存款准备金率之间，动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这是因为央行面临的主要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基础货币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乘数的压力，要缓解这个压力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对来说，加息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担心或反对意见，包括可能引入更多的热钱、减少QDII的吸引力、加剧流动性过剩(由于存款吸引力更大)、打压消费和房地产等等。对其中的一些担心我个人并不认同，但从决策者角度来说却不得不面对。
《21世纪》：天津试点已经宣布了汇改的再次启动，9月2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以7.9188元再创新高，您预计人民币是否会加速升值？
黄益平：人民币会加速升值，这是必然的现象。唯一的问题是时间和速度。
马骏：这要看跟什么阶段比。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人民币升值2％，如果跟这一速度比，我认为今后12个月速度会加快，估计在年率3％到4％之间。但是如果和最近两个月的速度比，不一定会更快———过去两个月人民币从8.0迅速上涨到7.9188，其年度升值速度已经接近4％，今后升值未必会超过这一速度。
具体改革方向可能会在扩大波动幅度，减少热钱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因为有风险，即使年度升值从原来每年2％提高到3％，也可能很容易被那1%的风险扩大给抵消掉———这样，从风险调整的角度讲，它有助于在稍稍增加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同时，控制住热线流入。
袁钢明：人民币升值压力是由于现在顺差太大，而不是放松人民币管制造成的。天津汇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不光在人民币汇率方面，而且在投资基金、混业经营方面都推进了一大步。如果中国不以开放的、市场化的方式推进，而是诉诸管制、封闭，那么人民币的稳定就很难说了。往往是管得越死压力越大，如果放松管制的话，能够反映出比较真实的情况来。比如我们去年放松以后，人民币以稳定方式在慢慢升值。所以我不认为这种放松会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会提供一个缓解的出口，由于变得更加透明，人们对人民币稳定的预期就会更强。
(实习记者林琦、吴炜惠、杨柳参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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