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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84个成员投票通过了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基金份额的决议，从而使这四个国家在该组织中拥有更多的投票权。根据上述决议，中国在IMF中所占的基金份额从2.98%提升至3.72%。
除中国外，韩国的基金份额从0.77%升至1.35%；墨西哥从1.21%升至1.45%；土耳其从0.45%升至0.55%。在有关专家看来，此次IMF投票权改革无异于西方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
间，为争夺金融话语权进行的一场博弈。
配额改革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陶明 摄 据介绍，IMF目前的投票体系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缴纳的基金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在实际的投票运作中，后者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则由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投资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确定。
自成立以来，IMF已经走过了61个年头。为了在二战以后让世界经济有一个坚实的发展基础，1944年，世界各国领袖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产生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构想。1945年12月，这两个机构正式成立，也被称作“布雷顿森林机构”。而世界银行是IMF的姊妹组织，已经成为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国家都可以加入。
自亚洲金融危机后，IMF和亚洲关系大不如前，IMF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以全球收支失衡为例，无论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还是美国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解决，这个组织都选择了逃避。而在过往金融危机频发年代中所扮演的“消防队”角色近年来也英雄无用武之地，IMF的贷款总额已从以前的每年几百亿美元，下降到2005年的40亿美元左右。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多元化的机构，IMF不能允许其自身的倾斜度过大，必须进行机构模式的改革。因此，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之后，美国提出的投票权改革计划终于进入操作阶段。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一场博弈。”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说。何帆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力运转的平台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而新兴市场国家也需要谋求更大的发言权，这场IMF60年来最大的改革需要注入更多的新思维。
加大了在国际金融舞台的话语权
在此次改革中，中国在IMF中所占的基金份额从2.98%提升至3.72%。对中国来说，投票权的增加正是提升自己话语权的好机会。
投票权增加带来的最直接的意义在于：IMF规定，每个成员根据备用信贷和中期贷款安排向IMF的借款累计不得超过其份额的300%。这就意味着我国提高了可从IMF贷款的额度，也提高了我国可获得特别提款权(SDR)分配的数量。
另外，在IMF致力于全球均衡发展、金融稳定、解决贫困等问题的推行上，我国可利用手中的增加的投票权，一定程度上减少欧美在援助别国时额外增加的特殊条款，如强制推行某种经济发展模式，或附加不合理的政治要求等等，让IMF的宗旨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
同时，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相同的利益，我国的表决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将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可利用表决权的扩大尽力推动IMF决策机制向有利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衡的方向发展。
尽管增加投票权加大了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话语权，但有关专家认为，应该客观谨慎的看待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投票权的增加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谭雅玲表示，IMF投票权的增加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逐年增加，然而国际金融话语权仍然掌握在七大工业国的手里。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员方明指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投票权微幅下调，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而中国投票权由目前的2.98%上调至3.7%，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也不会明显增加。因此，从本质上说，IMF投票权目前的改革，仅仅是国际金融秩序朝合理方向迈出的非常小的一步，对合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意义非常有限。因此，中国应非常谨慎地面对IMF投票权的改革，既要注重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逐步增加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对话、协商与合作中，更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国际金融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美国提议投票的“小算盘”
在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多投票权的同时，IMF也要求它们承担更多的义务。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多少有通过IMF框架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意图。
美国总统布什在8月29日发表声明，积极支持IMF的投票权进行适当调整。然而，美国之所以如此积极支持IMF赋予中国更多的话语权显然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亚当斯就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所传递的信息一直都很明确——IMF会员在享受回报的同时也要担负相应的责任。”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西方政治势力曾多次向IMF施加压力，要求其严格督促包括中国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更具深度的汇率改革，改变这些国家“汇率操纵”的局面。
但在何帆看来，投票权增减不应该成为逃避责任和横加指责的手段。谭雅玲也表示，投票权的增加确实给了他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中国获得的话语权与美国要求中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匹配的。
在改革前，比利时与荷兰的投票权是中国的1.5倍，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却是比利时和荷兰总和的两倍。因此，扩大中国在IMF的投票权是IMF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任何附加条件都是不合理的。
中国需要扩大在IMF的投票权，也需要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但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去稳步推进。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既定的政策目标，未来人民币的汇率也会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的升值与否关系到国家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机构试图影响中国的决策是不可能实现的。
本报记者:李圆 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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