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被驯服的风险

　　

　　可被驯服的风险

　　中国企业缺乏企业风险管理的基础架构和系统，事实上很多风险是可以被“驯服”的。

　　CEO连线

　　本报记者李超上海报道

　　在中国做生意这几年一直被视为是个“好机会”，但这些“好机会”正在被一些消极因素抵消着。根据美世专业咨询公司的分析，上证180指数成份股公司销售净利润率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04年的5%，趋势还可能持续。消极的因素来自于在中国经营企业越来越大的风险因素———

石油价格上涨，

人民币汇率变动和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

　　美世专业咨询公司全球总裁JohnDrzik却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缺乏企业风险管理的基础架构和系统，事实上很多风险是可以被“驯服”的。

　　危险的市场

　　《21世纪》：汇率风险，石油能源价格上涨的风险，国家和产业政策的变化，企业如何排序和解决？

　　JohnDrzik：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企业风险分为财务风险、意外风险、运营风险和战略风险四类。

　　汇率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会影响到中国境内企业的盈利水平，也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的提升。商品价格的波动，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操作，当然你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你要考虑你的竞争对手是不是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商品价格的风险与企业的战略风险也是密切挂钩的。而与此同时，商品的价格由于中国大量的购买而上升，这一降一升之间也挤压了一些盈利水平，对企业赢利水平的挤压我们觉得是一个战略风险，而不仅仅是运作的方面。就企业而言，应该考虑如何设计企业的赢利模式，从而使企业避免受到恶性的价格竞争的影响。政策的变动我们也把它归为战略风险，不仅是中国境内的法规变化，中国企业在海外运作同样会遇到类似的法规。

　　《21世纪》：其他三大风险可能随时转化为战略风险，是怎样的原因造成的？

　　JohnDrzik：我们的客户当中很多是航空公司，廉价的航空公司现在发展非常活跃。这种模式能成功，一方面需要很低的燃料的价格，另一方面运营效率要非常高。对于航空公司而言，油价的上升就带来了财务上的风险，由此还会带来意外风险，比如恐怖主义袭击，现在廉价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把票价定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他的经营策略本基于廉价的广泛的客户基础，但当票价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发现他原来庞大的客户基础一下丧失掉了，这样财务风险和意外风险就转而变成了战略风险。

　　再看看法律法规的影响，在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对于低价航空公司的竞争是不用太担心的，中国的法律对于廉价航空公司的运营限制非常严格，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民航总局对于航空业的管制放开了，票价也放开了，廉价的航空公司可能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三大航空公司就面临战略风险，因为他一下要面对这么多可能产生的廉价航空公司的竞争。

　　《21世纪》：联想是否是面对战略风险的另外一个中国企业的典型案例？

　　JohnDrzik：要在几分钟内讲清楚联想的战略风险是不大现实的。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业务模式，IBM的PC部门一直是亏损的，当联想接手后，至少他赚了一些钱，这就是业务模式的差异；另外，同样是卖99%都差不多的电脑，DELL赚了很多的钱。现在联想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延续他原先的低价模式，在此基础上对IBM的PC部门做修补；还是按照DELL的成功模式去再造。当然这就是个战略风险的问题。

　　《21世纪》：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如此低是否也与战略风险密切相关？

　　JohnDrzik：不仅对中国的企业，对于全球的企业都面临着如何来应对外部环境巨大变化的战略风险，外部巨大的变化对企业利润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原先这些企业只是想来扩张他们的市场份额，增加他们的销售额而不注重利润率，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战略风险，他们的战略取向导致他们利润率下降。

　　另外中国很多企业，他们的竞争完全是同质的竞争，同样的商品就很难在市场上实现差异化的竞争，唯一实现差异化竞争的方法就是降价，降到最后大家的利润率非常的低。

　　从核心风险管理开始

　　《21世纪》：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在于没有企业风险管理的方法，甚至是缺少相关的想法。能否给出有关的企业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

　　JohnDrzik：第一阶段是保险转移风险的阶段，主要的方式是企业通过购买保险来进行风险管理。第二个阶段是合规阶段，企业主要是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来进行风险管理，这种方式的一个潜在危险就是对监督部门的“检查清单”过分依赖，从而产生错误的安全感。第三个阶段到第五个阶段是核心风险管理阶段，第三阶段会通过持续监督的方式进行定性的风险管理，第四个阶段对具体的风险进行量化计算，第五个阶段则是对风险进行全面量化处理，最后两个阶段是风险收益优化阶段，其中第六阶段是定义衡量风险和收益的框架，而第七阶段则是将公司的决策与风险-收益框架有机结合起来。

　　《21世纪》：按照企业风险管理的方法，一旦风险被识别并按照影响程度大小排序后，很重要的方面是如何转移或者减少风险。在中国风险转移是很困难的，比如中国的保险和衍生工具发展很有限，这是否意味着现阶段主要是靠企业自行消化或减少风险的发生？

　　JohnDrzik：中国要规避这些风险，应该是需要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等这两个市场发展了，企业就可以把他的一些风险转移到市场上去，而对银行而言，现在银行承担了大量的经济风险，如果资本市场成熟以后，银行可以把一些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上去，抗风险的能力就会加强。企业和银行需要建立风险管理的设施，对于政府他经常作为最后付款人的角色出现的，对政府而言他也需要建立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更加畅通的信息渠道，更加好的风险转移的机制，对于中国的企业，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而言，都是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