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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酷暑，终于迎来秋凉。笔者希望，经过中央采取经济的、行政的宏观调控手段后，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现象也能像天气一样逐步降温，而乍暖还寒的资本市场却能进入火热的盛夏，不会遭遇肃杀的秋风。
要投资回落，却要股市火暴，按一般经济学常识，这个似乎是个悖论。但是笔者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是缓解投资冲动的现实选择。从长远看，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体制，真的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以及发挥资本市场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半个多世纪来，强烈的投资冲动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在投资冲动下形成的高积累、高投资对于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功不可没，但一旦投资超越了合理水平，破坏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平衡点，其带来的负面效果也不可轻视，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想办法抑制投资冲动，维持经济平衡。但是，在不同时期，投资冲动有不同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抑制投资冲动应该有不同的思路。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中央到地方都想大干快上，尽快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依靠从上到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强制积累，“先治坡，后治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旦酿成严重的比例失调后，只能靠中央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改革开放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想抓住机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欠发达地区则更想抓住机会，尽快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招商引资热，投资热。中央在主要以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同时，也利用必要的行政手段约束地方政府行为。
而今天，中国已初步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许多物质生产部门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可投资冲动仍然强劲。这除了因为有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政绩观有偏差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过近30年的积累，中国的大企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实力大大增强，有了比较充足剩余资本。
马歇尔在其被称为具有政治经济学史上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原理》中引述斯密的话说，一个人的资本就是他期望从他的资产中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企业当然也是期望自己的资本取得更多的收入。民间的储蓄存入银行后，银行也要将其化为能获得收入的资本。在这些资本没有其它可以获得收入的机会时，只能打炼钢、炼铝、造水泥这些项目的主意，明知整体产能过剩，还是寄希望通过规模效益挤掉同行。因此，在资本充足，乃至过剩的新形势下，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冲动，除了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阻止新投资进入外，更应该采取疏导行动，为过剩资本开辟新的获得收入的机会。如果资本在资本市场，不仅是靠IPO“圈钱”，也能作为长远的战略投资者赚到钱，恐怕就不那么热衷于炼钢、炼铝、造水泥了。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股改已进入“收官”阶段，消除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最根本的体制性障碍已不成问题；融资融券、指数期货等一系列刺激股市的政策措施已经或即将出台。而从上市公司整体情况看，经济效益正在改善，完全有可能像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所说的那样，不仅要融资，更要回报市场，为投资者提供增加财富机会。实际上，从QFII逐步加大投资力度的情况看，中国股市有可能火暴起来，维持较长时期的“牛市”，为消化过剩资本提供重要渠道。
陈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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