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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到北京，分别到几个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了学术交流，照例引起从媒体到学术界的热烈反响，而“中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则成了诺奖获得者共同面临的问题。对此，1998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伊格纳罗教授的回答是：改善同胞生活比得奖重要。（见9月7日《新京报》）
其实伊格纳罗教授更确切的意思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而言，重要的不是
获得诺贝尔奖，而是能做什么才能让同胞们更加健康和富有。”也就是说，作为科学家，也要将自己的科研目标与国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普惠大众的使命。据说他的发言得到与之交流的中国学生长久的掌声。这些学生真的理解伊格纳罗教授的意思了吗？希望如此。
国人对某些奖的渴望是颇有渊源的，特别是对那些看上去可望现在又不可及的奖，比如说娱乐界的奥斯卡奖，再比如科学界的诺贝尔奖。这其实无可厚非。这些奖总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个人乃至国家在某个领域的能力和水平。问题在于，这种渴望多大程度会转化为奋发图强、自主创新的动力，多大程度上反倒促成了学术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风直至学术腐败？
科研院所的名教授、名专家数量越来越多，却缺乏能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一流科学家，本土科学家获国际性权威科学奖的人数更是寥若晨星；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逐年加大，科研经费的利用率却普遍低下，真正用在买资料、配备设备仪器上的比例并不大，为了争取经费而开展的公关活动、出差、买车、鉴定成果等费用占了大部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越来越普遍，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很容易就拿到科研项目，但他们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他们之间则形成利益共同体……上述现象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越来越多有良知的科学家在呼吁要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和谐的科研环境和氛围。
事实上，已经有专家指出，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
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接连身陷“造假门”事件，国内顶尖高等学府的学术风气遭遇信任危机。究其根源，主要在学术体制失范。比如高校内部普遍采用一种“量化式”的科研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主要由科研项目、论文、专利、项目成果等要素组成，这几个要素通过记“计点”、“积分”，折算出“学术分”后，便是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
这种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ＧＤＰ指标式考核的最大弊端就是重量不重质。科研被量化成项目的数量多少和经费多少，论文看的也主要是发表的数量。有的重点大学要求高一点的，要看发表国内一级论文和ＳＣＩ检索（科学引文索引）、ＥＩ检索（即工程索引）以及被引用的论文次数的多少。ＳＣＩ是美国一家文献检索机构的论文数据库，收录在全球6000余种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以及对论文的引用数据。中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竞相将ＳＣＩ指标上升为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的尺子。据统计，中国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第120位之后。
科学研究来不得大跃进，做学问必须摈弃功利心，这其实都是很浅白的道理。所有的诺奖获得者都不是冲着得奖而去做科学的，而所有的得奖者确实都有一个相当宽松、宽容的自由发展空间。倘若真正形成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文化大环境，我们离诺奖的距离应该是渐行渐近的。
赵丹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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