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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规划确认了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而在去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对北京的城市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北京和天津终于有了各自清晰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之后，两个城市在各自迈向现代化城市的过程中可以不相抵牾。
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1／4以上的大工业城市，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在全国仅次于沈阳。虽然到了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是在随后一轮又一轮城市扩张中，北京市的城市面目仍旧模糊。城市功能的高度集中使得城市病集中爆发。
与此同时，生产了中国第一块手表、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电视机的天津却常常要面对北京的强有力竞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北京已经重新定位城市职能，并逐步将一些重工业外迁的同时，却以惊人的效率使得北京现代车厂建成投产，在出租车市场上一举击退来自天津的汽车。
你有我有的工业布局，使得“京津同构”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京津地带本来是中国最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它在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上的优势是珠三角、长三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企及的。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明显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两座城市的互相竞争与较量使得它们没有体现出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只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北京和天津，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体现出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的“正拉动”效能。
对于环渤海经济区的设想，学者的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发展区域经济也已被列入“十一五”规划。但是京津两地未来的城市规划能否改变“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命运，仍未有坚实的制度保证。
地方政府是我国城市化的推动者和执行人，目前对它们的考核主要是ＧＤＰ增长速度、投资规模和税收情况，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在这种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容易忽视本地经济资源的特点，而集中投资于一些几乎一模一样的“高利税”产业。
这些约束条件是造成目前中国经济一些矛盾的根本原因，也使得“京津同构”的现象在内地一些城市中被不断复制。在迈向现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如何约束充满发展激情的每个市政府、每个区政府的行为，一个跨度近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还远远不够。而中国城市过去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根本的制度变革，这些规划只会成为政府圈地的凭借，并且被一再逾越和篡改，最后造成的仍是一座座面孔相似、大而无当的超级城市。 仲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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