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打工生活

　　□本报记者雷剑峤

　　父亲是中国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们信奉多干活多赚钱的信条，也保持着传统的价值观和对待新事物的谨慎态度。

　　女儿却不是这样。虽然她现在还没多少存款，可是她已经有了做生意的打算。她说 ：“再过一两年，等我有了一些钱，就不打工了。”

　　19岁的何道菊和母亲在同一个车间里上班。每周有6天，每天有11个小时，何道菊在工作位置上抬起头就能看到她的母亲、42岁的刘英。当然，刘英也能随时看到女儿。

　　在2004年以前，母女俩每年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刘英和丈夫从10年前开始就在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开平市打工，从刘英的家乡四川省荣昌县协和镇坐车来这里需要40个小时。

　　刘英现在是开平市侪达制衣厂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她的丈夫曾经是协和镇最好的泥水匠，现在仍然在从事他的老本行，在建筑工地上工作。

　　刘英外出打工的初衷是为儿女赚教育经费，可是她的女儿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和大部分农村女孩子不同，何道菊辍学的原因不是贫困，而是对学习失去了信心和兴趣。两年前，她在一个电话里向在远方的母亲表达了不愿意继续接受教育的想法，这令刘英大吃一惊。

　　刘英拒绝了女儿的请求。她对女儿说：“你才这么小，就要像我一样出来打工吗？”

　　她知道打工的艰苦。虽然刘英在开平市一直与丈夫、丈夫的姐姐一起生活，没有太多无依无靠的感觉，可她想应该把话说得严重些。

　　但何道菊哭了起来，她向电话那头大声说，我好累啊，我就是不想上学啦。

　　最终妥协的是母亲。何道菊来到开平市，也进入了侪达制衣厂有限公司，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为2000元左右。对中国的农民工来说，这个收入并不低。

　　现在的何道菊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女郎，你无法从她的外表看出，她离开乡村还不到三年。她的发型挺时髦，还文了眉。这也许是受到了母亲的启发：刘英也文了眉。

　　她接触了新鲜的事物，比如说网络。她请同事的妻子帮她申请了一个QQ号码，在那上面她的名字叫“爱的天使”，她就用它来与从前的同学们保持联系。当然许多中国年轻人已经不把网络聊天看作新东西，但是何道菊有点羞涩地承认，她玩这个才开始没多久，还是很有兴趣的。

　　“以前我喜欢溜冰，现在我喜欢上网。”她说。

　　在网吧里，她还喜欢在电脑上观看电视节目或者电影。最近何道菊正在追看一部由去年的几位“

超级女声”选手主演的电视剧，她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知道她们的名字，但是因为时常晚上加班，她没有看到她们去年的比赛。“我只知道她们很有名。”她说。

　　刘英对网络可没有那样的好感。她16岁的儿子一有机会就跑到网吧去玩游戏，甚至彻夜不归，有一次她跑到网吧寻找儿子，里面灯光昏暗烟雾弥漫，令她想起“乌烟瘴气”这个词语。这使她非常讨厌上网。

　　何道菊的弟弟正在开平市读初中。这个爱打游戏的小伙子是这个家庭里最能适应城市生活的人，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当地方言，和他的本地同学们愉快地混在一起。

　　除了网络聊天，何道菊的业余爱好就只有一个。她在休息的时候会到开平市的几个商业区逛街，买几件自己喜欢的衣服。

　　不过她买的衣服不一定都能得到父亲的赞同。在何道菊眼里，父亲是一个“思想古板”的人。他禁止女儿在晚上外出，看到女儿穿上一些时髦而性感的衣服时，他会恼怒地说，像妖精一样，成什么样子，快把它丢掉。

　　刘英也承认丈夫在很多方面十分保守。几年前她想开一个洗衣店，不过开店就得招聘店员和应付顾客，但是丈夫不愿意她和别人接触过多，为了避免和丈夫发生争执，她打消了创业的念头。

　　在很大程度上，刘英的丈夫是中国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们信奉多干活多赚钱的信条，也保持着传统的价值观和对待新事物的谨慎态度。

　　何道菊却不是这样。虽然她现在还没多少存款，可是她已经有了做生意的打算。她说：“再过一两年，等我有了一些钱，就不打工了。”

　　不过她还没有想好将来不打工了要做些什么。她只是知道，打工是一件很劳累的事情。晚上，她加班到10点，第二天早上，她6点起床，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8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有时候心疼她，问她后悔吗，”刘英说，“她说这样很好，她一点都不后悔。”

　　城市的吸引力是巨大的。6年前，何道菊跟着同乡第一次来到开平市看望父亲和母亲。那是她第一次那么远地离开家乡，在这之前她一直在协和镇生活，还经常帮助家人打理田地。可是在打工刚满一年后，她已经对农村生活表示了拒绝。

　　去年9月，因为祖母生病，何道菊的父亲带着她和弟弟回到协和镇。她原本向工厂请了15天的假，但她只在协和镇呆了5天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开平市。

　　“我对那里感到不习惯了。”她不喜欢农村简陋肮脏的厕所，也不喜欢家乡的米饭，她觉得还是工厂里的米饭好吃点。她说自己不会离开开平市，她要在这个城市和刚认识的男朋友一起生活。

　　刘英也曾经提前结束在协和镇的短暂假期，在这一点上，她是自己女儿的榜样。

　　她对未来的计划比女儿要具体：如果儿子继续就学，她和丈夫就继续呆在开平市；如果儿子考不上高中，她就让他去学技术，然后和丈夫回到四川省，完成她开洗衣店的梦想。当然，就算是回归家乡，那指的也只是县城而并非协和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让所有的县城变得和小型城市没什么两样。

　　至于那个小镇子，她说：“因为我的父母，我现在还会想念那个地方。将来呢？肯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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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转型：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

　　1954年刘易斯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在经济转型期，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一个固定水平上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劳动与土地和资本不同，是剩余的而非稀缺的生产要素。这样的一个假设前提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农业向工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状况。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低甚至为零，所以实现劳动力由工业向农业的转移只需给付一个比生存工资略高的收入水平，这个工资水平将维持到劳动力同样成为稀缺因素时为止。也就是说，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传统的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所决定的。这样就为经济发展初期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相对较高的积累率提供了可能。

　　刘易斯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长期维持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在1967年的韩国，一方面朴正熙政府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方针，把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对极端廉价的劳动力的剥削之上，而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收入的普遍提高提供了可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使城市部门的低工资成为可能，同时低工资也是政府为追求高积累率而干预分配的结果。韩国政府拒绝制定最低工资法，限制工人和工会的活动，使低工资得到长期的维持。韩国政府还对经济特区或多国公司里工人的工资作出规定，使其仅仅略高于一般工人工资，这样既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国投资，又很好地保持了低工资制。在经济发展初期，韩国工人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水平低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韩国走的是一条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增长之路

　　韩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历了1967－1969、1976－1978、1987－1992等几个工资增长的高峰期。韩国的劳动力市场以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域和性别等因素为标准进行分割，劳动力不能完全随市场供求而自由流动，故在1967－1969年由于少数部门出现了劳动力稀缺带来本部门工资上涨并进而引起大范围的工资上涨；1976－1978年制造业工资再次以两位数的高速度持续上扬，这是韩国劳动力由剩余至短缺的转折点，也使韩国在技术密集到来之前过早地失去了劳动力比较优势。

　　韩国的釜山，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鞋业，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韩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同时由于中国鞋业的崛起，釜山鞋业渐渐衰退。

　　据一系列调查表明，在日、韩、港澳台等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动机中，利用廉价劳动力居各类投资动机之首。据韩国贸易协会、韩国工商会所于1993年、1996年、1998年、2002年对在华投资的韩国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低劳动力成本均是投资的第一动因，尤其在纺织服装、皮革鞋类、木材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更为突出。

　　(资料来源：本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9岁的何道菊和她的母亲雷剑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