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子弟上学尴尬依旧（百姓关注）

　　

“为什么不要我们？”

　　在北京慈云寺桥附近的一个社区里，记者见到了在这里卖菜的小张夫妇。他们到北京打工已有5年了，以前卖苦力、做小买卖、摆地摊，什么活都干过，这两年才在市场里卖菜。

　　记者与小张夫妇正聊着，两个又黑又瘦的孩子跑到我们面前，说：“西瓜送到12楼了，还有啥要送的？”小张老婆心疼地说：“没有了，歇会儿吧！”这两个是他们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记者问他们：“上学了没有？”他们一边打闹一边说：“上了，在俺们村里上的！”

　　“既然你们在北京，怎么不让孩子在这里上学呀？”记者问。小张老婆叹了口气：“难呀！他们不要！”据小张老婆讲，自从到北京打工，孩子一直托给家乡的亲戚照顾。后来，她听一起卖菜的姐妹说，外地孩子想进好一点的学校，必须有关系，要不连门都不让进，就给了她一个老师的电话，可结果还是四处碰壁。

　　小张老婆一边把菜搬到阴凉的地方，一边告诉记者，去年3、4月份她到那位老师所在的学校咨询，看门的大爷说：“现在外地的学生还没收，等门口贴通知吧。”于是就给老师打了电话，可连续打了几天都无法接通，她只好撇下卖菜的活，一天要去门口10次，看看通知贴了没有，生怕没看见错过了。一直到6月份，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她就隔着大门问门卫何时招外地一年级的学生，得到的答复却是：“一年级早就招满了，不招了！”

　　这儿不行，小张夫妇又去了康乐园小学、十里堡第一小学等周边的学校，得到的结果不是要繁杂的证明手续，就是注明“择优录取”，这些都让他们心里不禁打了退堂鼓。一个在学校当保洁的老乡告诉他们：“北京的家长不愿意送孩子来跟外地学生一起念书，有的学校也考虑，打工子弟成绩较差，因此学校让等通知只不过是借口，其实学校是不愿接收。”这些话使小张夫妇彻底放弃了让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念头，把他们留在了老家。

　　记者走到孩子跟前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想不想在这里念书？”这个8岁的孩子用无助的眼神看着爸爸说：“想，做梦都想。可爸爸说这儿不要我们！”

　　“借读费去哪里找？”

　　小丽是赵女士家的小时工，在赵女士家已经做了3年，她有个特点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做工。记者来到赵女士家，见到了小丽，听说记者是为调查孩子上学而来，她便道出了孩子跟她一起做工的原由。

　　小丽介绍，儿子叫小淘，今年7岁，很听话，可不太爱说话。从5岁就跟着她在北京，整整2年，每天不是跟着她到各家去转，就是在她做工的居民楼下玩，今天就在外面玩呢。

　　“这样带着他你多不方便呀？怎么不让他上学呀？”记者问。提到这里，小丽的脸色一下子就黯淡下来。她告诉记者，按照北京市规定，外来孩子办理借读需要5个证，五证齐全家长才可申请“借读农民工子女证明”，才能按国家政策免除借读费等。可老实说，能办齐“五证”的太少了。如果办不齐要想进公办学校念书，就要交数额不等的费用。即便办齐“五证”，公办学校也以“名额已满”为由索要“赞助费”！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她家的经济账：“以前我老公还有份固定的工作，现在也不做了，有时蹬三轮车，有时就卖点菜、打点儿散工挣点儿钱，所以每个月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也就1000多元，除去每个月400元的房租和一些生活用品等开销，紧着点都没什么剩余。自从孩子来了后，就没有让他上过幼儿园和学前班，都是因为费用太高。孩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一打听，每个学期也要交几百元的赞助费，这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不小的数目”。说着，小丽不禁伤心起来，不过她还是想让孩子在这里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打算再攒上一年钱，供小淘明年上学。

　　小丽还告诉记者：“我已经打听了，在这里上初中的赞助费是三年6000元，还是在远郊上，就近的不是不收就是费用高得让人怕。虽然希望孩子在这里上学，但高昂的费用不知道到时候能否负担得起，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谁来帮助我们？”

　　一些教育界专家认为，政府有关部门首先应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严格制定这些学校的办学标准和细则，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实施有效监督，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提高办学水平，同时公办学校应大幅度降低直至取消借读费，成为吸纳打工子女的主渠道。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秘书长吕文清向记者提供了一些数字：目前我国有近2000万流动儿童，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其中9．3％的孩子处于失、辍学状况。在适龄入学儿童中，有近半数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严重，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在9个被调查城市中近20％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学习，6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46．9％，已入学流动儿童中有不少因家庭贫困难以维持学业。

　　专家表示，目前打工子弟学校一是条件不够，质量不保；二是“非法”办学严重，损害农民工权益；三是遭遇农民工子女上不起公学上私学的尴尬现象；四是令教育部门左右为难。吕文清进一步解释说，如果立即取缔这些学校，将有大量的儿童失学；不取缔，又会产生各种问题。

　　在如何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上，吕文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首先，要强化政府责任，外来农民工为流入地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和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为

城市建设出力，缴纳国家各项税收，所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其次，要落实“一视同仁”的政策，在收费上、管理上、表彰入队入团上都做到一视同仁。第三，就是要正视打工子弟学校。吕文清最后呼吁，帮助农民工子女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不要让孩子在童年就留下心灵上的阴影，使“流动的花朵”依然能拥有一张课桌。

本报记者 许黎珊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