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玩会干的科学家（风采录）

　　

结缘浙大

　　杨卫是中科院院士、留美博士，此前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近3年来为中国高校领导换届高峰，而浙大是今年以来第十所更换了校长的教育部直 属高校。杨卫和许多新任的高校校长一样，有着海外

留学和官员背景。

　　“我虽然主要生活在北方，但也和在座的许多浙江大学的老师和领导们一样，与浙江大学有着不解之缘。”杨卫第一次亮相，就细数了自己和浙大的渊源。

　　杨卫的父亲杨光华1941年到1945年是浙大的本科生，抗战后曾留校任教。杨卫的儿子杨越，2000年到2004年在浙江大学就读。“今天我到浙江大学与同志们一起工作，我们家祖孙三代的浙大之缘终于圆满了。”杨卫说。

　　但杨卫本人的经历却与浙大并无多少渊源：曾在陕北插队，1976年，他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不久后，成为清华大学“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1984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美研究生，杨卫在美国布朗大学以优异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之后，1989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97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2004年9月，调任教育部。

　　年轻院士“赶时髦”

　　“一个有航空背景的年轻院士。”距离杨卫正式上任浙大校长还有一个多月，一位浙大学生就在校内ＢＢＳ上发布了“有关新校长的小道消息”。

　　在院士中，杨卫确实年轻，2003年当选时还不足50岁。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黄克智和清华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所长方岱宁，一个是杨卫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一个是多年学术团队的副手。今年1月，以这三人为核心完成的“铁电陶瓷的力耦合失效与本构关系”项目，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荣获200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杨卫选择的都是国际前沿课题，不止在国内是第一个开始做，和国际学术动态也始终保持同步。”黄克智和方岱宁都这样评价他。

　　“杨卫在学术界的人缘、威望都很好，对学生也很和善，懂得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作为研究副手的方岱宁说自己得到了杨卫的很多帮助。而杨卫的几个学生，如今也成为了力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这个“赶时髦”的科学家还很爱看英文小说和外国电影。杨卫平时必带几本英文小说，在飞机上看，在宾馆里也看，剩下的空闲时间，都交给了电影院。

　　“工作的时候效率高，玩的时候也会玩，做什么都很投入。”这是杨卫周围的人对他的普遍评价。

　　严谨治学无官气

　　2004年夏天，杨卫在家中接到了教育部部长周济的电话，对他说了要将他调任教育部的事。

　　当年5月，杨卫才接任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常务副院长职务。“我说这边工作才刚开始，电话那头说这个工作更重要。”他笑着说。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也是一个新机构。2004年1月，教育部设立该司，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2004年9月，杨卫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确实觉得有些可惜。”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副院长仲政说，杨卫在国内力学界是最有为的学者之一，而清华航院也是刚成立，他突然被调到教育部，同行都有些意想不到。

　　“不过，从更高层次来看，这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有帮助的，因为他能力全面，后来做了很多实事。”仲政说。

　　2005年7月，杨卫对目前每个博导平均要带五六个博士研究生的现象提出批评，提出再不控制博士点，教育质量将下降。

　　“他治学是很严谨的。”仲政回忆，杨卫身为导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在写博士论文时，杨卫从内容到文字甚至英文拼写，都改得很仔细，最后整篇论文，杨卫共改了七八遍。

　　同济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和学位办主任杨卫的接触中发现，“他特别好打交道，没有官员习气”。

　　力争做成功校长

　　对于目前中国的高校教育形势，杨卫说：“我观察各国大学教育发展历史，一般来说从精英教育转到大众教育时，从社会舆论到媒体对大学的批评就会显著增加，中国实际上正处在这个转变之中。但实际上从统计来看，中国的大学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刚刚做了些统计，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中，最初加入‘211’工程的90多所大学本科生增加不到两倍，研究生增加将近5倍；所对应的科研经费增加约为9倍，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ＳＣＩ)增加将近10倍，这是可比的客观数字。但问题也有一些，比如规模扩张有些快，每个导师平均带6个研究生，在美国为2个。”

　　而针对现在很多教授只做研究不上课的现象，杨卫认为：不上课的教师是有问题的。一个教师研究是一块，教学是一块，既能做国际上一流的研究，又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整个教师队伍的中坚。

　　杨卫对浙大校长一职充满期待，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给浙大带来一些改变的、比较成功的校长。

　　（摘编自《新京报》）

　　聚焦高校“换帅”（延伸）

　　教育部网站信息显示，仅在今年，就有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兰州大学等10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更换了校长。

　　清华大学教授方岱宁认为，近两三年的高校领导班子换届，和我国知识界的人才结构有关系。在度过了“文革”期间的人才断层之后，原有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很多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恢复高考早期的本科生、研究生如今正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也正是在事业和学术上年富力强的时候。

　　这些新任校长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多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而且不少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观点；在各高校的现任校长中，另一比较普遍的特征是，有一段时间的官员经历。

　　联系到浙江大学新校长杨卫的教育部司长背景，有教育观察者指出，近年来对若干重点部属高校主要领导的任命，以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升任部属重点高校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增多。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潘懋元说，因为中国的校长是个事务工作的决策者，如果他本来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那他上任校长之后就是矛盾的，他是继续钻研学术，还是全心投入学校管理事务？所以，没有行政经验的学者和没有学校工作经验的高层官员来当校长，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最好的就是，有在学校担任系主任或教务长的经验，或者有一些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的高层管理经验，这样的人做高校校长，应该是不错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