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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人口日，“年轻时代充满忧患”成为这一天的新口号。而经济发展阶段尚处在年轻时代的中国目前再次面临人口政策的困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对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倡导“人口众多是极大的好事”；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抑制吞噬积累的过多人口提出“只生一个好”；当今，面对2030年中国将完全迈进老龄社会的人口结构新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该何去何从？
关键词：未富先老
人口老龄化抑制经济活力
今年6月29日，在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中指出，人口问题依然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同时，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7％，“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超过7％就算进入了老龄社会。‘未富先老’成为中国人口战略转变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大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慧面对“未富先老”的说法则唱出反调，“人口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不必恐惧。‘未富先老’的说法是欠妥的。”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构不成问题，经济的发展不是靠劳动者数量，而是靠科技发展、劳动技能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推动的。现在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而人口数量问题在人口年轻化阶段是不好控制的，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生育阶段人口的减少，从控制人口这个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是好事。
关键词：银发经济
养老保障制度亟待未雨绸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分享父母支出的关爱，同样，也没有兄弟姐妹来分担父母所需的照顾。“42阵型（四位老人和一对夫妻）”家庭模式，对于“2”而言，将要应对很大的负担和挑战，在独享父母疼爱的幸福少儿时期之后，不得不面临独自承担父母养老的中青年时代。
而国外也同样在面临“养老大军”带来的新问题。最近两年，英国各界为养老金改革计划争吵不休。根据该计划，2050年之前，69岁才能退休享受国家养老金。但随着英国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和老人寿命不断延长，届时人数大幅缩水的打工族可能根本养不起人口迅速膨胀的“养老大军”。
2040年中国将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目前，我国所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尚不足1000亿元，供求相差甚远。一项银发经济调查显示，在普通商店内，青年人服装占70%以上，中老年人服装不足10%。
老年产品的缺失也折射出政策扶持的缺失。据了解，我国产业部门在制定规划中，很少有专门鼓励老年消费市场启动的优惠政策出台。目前，各种养老福利、公益设施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一些护工、老年人公寓、适合老年人的楼房、厕所等少之又少。
日本的银发经济能发展得红红火火，很大一部分因素便是得益于政府的助力。日本政府推出新市政计划，将扩散型街区向集约型街区转换，方便了高龄居民购物；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看）护保险法”，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通过国家补助获得必要的看护服务，大大推动了日本看护产业的发展，日本全国老人每月花在看护业的费用从当年的4亿日元直线攀升到了2005年的148亿日元，而其中80%的费用都是用在轮椅租赁和特别看护用床方面。
“中国一定要未雨绸缪，把养老保障制度搞好。而且光是养老保障是不够的，我们要发展养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感言：“老年人不仅需要物质保障，还需要娱乐设施等方面的精神慰藉，政府应该给予优惠政策，发展老年产业，以后发展就来不及了。”
关键词：啃老族
劳动力供需失衡凸显就业压力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慧教授解释说：“中国的现状不仅仅只有年轻人赡养4位老人的困惑，还出现了年轻人啃老骨头的现象，即便有些年轻人不靠父母养活，也要父母来带孩子、做家务。”
它出现的重要原因便是“就业压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今年6月29日首次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向亚太地区发出警告：年轻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得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目前的就业困境。
据国家发改委预测，2006年新增劳动力将达到峰值，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
广东社会科学院丁力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就业和需求目前不能完全匹配，知识型劳动力的失业比率在上升，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200万人，不少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中国正进入一个重化工业时期，资本密度加大，技术更新加快，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下降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慧指出：“后备劳动力供给大于市场需求这种局面直到2040年才会缓和，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继续维持计划生育。”
关键词：人口红利期
劳动力比重高提升经济机遇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2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的贯彻执行，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我国迈进低生育率阶段。现在，我国人口结构中的出生人口减少、社会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进入了“人口红利期”，而此时也正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充分利用在人口红利期完成经济高速发展的。”专家随即以日本为例向记者具体讲解了“人口红利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兴起“婴儿热”，这些孩子便成为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开始狠抓国民素质，使得人力资本在量与质上都积累了优质的储备。于是，战后一代成长为劳动力的1955年到1973年，也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令它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就是如何充分利用“人口”在经济上谋求“红利”的实例。
当时的日本还处在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的大力发展与经济发展可以保持和谐状态。而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发展和日本类似。虽然1995年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时，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总体来看，目前并没有取得根本转变。
“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劳动力需求量小的技术技能型转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提醒到，到2040年中国人口会完全进入老龄化，那时将有4亿65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价格就会提高，此时，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才会有竞争力。
人口政策演变
□ 上世纪50年代“人口众多是极大的好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后，我国仿效苏联鼓励生育，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观点相左，在1957年的《新人口论》中他指出：“我国人口过多却把本来有限的资金吃掉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这个理论被淹没在大批判的浪潮里，1949年还是54167万人的人口队伍，到了1969年已经扩大到了80671万人。
□ 上世纪70年代“只生两个孩子”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把计划生育提上议事日程。但此时，生两个孩子就算是“计划生育”了。在70年代初降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上，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及最高指示外，还印有一句建议：“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
两年后，出生证上的建议已经改成了：“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孩子”。
□ 上世纪80年代“只生一个好”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 上世纪90年代“少生优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1982年我国计划生育的精神是“只生一个好”，到了1995年前后就倡导“少生优生”。政府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 “十二五”期间“二胎”可能软着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快不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因为每年有大量的年轻外来人口进入这些大城市就业。目前中国还要维持低生育水平，但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有可能要实行“二胎软着陆”政策。
商报记者 刘亚力/文
暴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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