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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名自长陵赐”，这是清代乾隆初年诗人汪沆的诗句。长陵就是明十三陵明成祖朱棣的墓地。据史书记载，天津这个名字为明成祖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永乐二年，天津被设为畿辅京城的重要军事基地，故有“天津卫”之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1860年，天津被辟为对外开放商埠后，迅速由一个内向的封建性商业城市逐步演变为以华北、东北乃至西北为腹地的外向贸易中心。
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时，天津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之最：第一条铁路、第一部电报、第一所大学、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海关，第一条石子路……天津在经济上的风头盖过了北京。
不过，那时候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天津则和上海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成为全国的两大经济中心，功能定位的差异，让北京和天津各得其所。
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迅速成为一个大型工业城市，GDP总量也一举飞跃天津，天津在全国所占的经济分量也在下降——曾经的经济重镇有些找不到“北”了。
2004年《求是》杂志第一期曾刊文说：“天津作为一个老工商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又有两个特殊的8年：一是划归河北省的8年，几乎没有多少投资，还迁出了几百个工厂；二是唐山大地震损毁了天津60%的建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又是8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些历史的包袱严重制约了天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京津关系：从博弈到联动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关系历来就很微妙。在民间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国家计委拟在京津地区兴建一个30万吨的乙烯生产基础。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只有在60万吨以上才可能有效益。可京津两市展开争夺，各不相让。最终国家计委各不得罪，批准两市各建一个15万吨的项目，结果谁也没有效益。
正如上面那个故事所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明晰，京津关系的探讨开始成为经济界的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或多或少地反映到京津两市发展战略的选择上。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天津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天津发展战略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跳出天津寻找发展路径。1997年3月26日，天津市党政领导率团访京，与北京市主要领导全面商谈，对京津合作达成共识，同时签订了全面合作的会谈纪要，确定了今后合作的重点并就推进合作成立了城市领导小组。
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是“廊坊会议”。
2004年2月12日，河北廊坊，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的主持下召开。三地有关官员达成十点共识，被称为“廊坊共识”。会议确定要建立京津冀发展改革部门的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并尽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议定合作重大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政策和重大措施；联合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
北京：城市新定位明晰
今年1月发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至此，北京以前“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定位已被取代。
随后，国务院于3月22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北京与天津之间城市定位的划分，使得两地产业发展重心更加明晰。北京市社科院专家景体华曾对北京和天津的产业结构做过细致的分析认为：北京和天津产业同构问题并不是想象般严重，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差不多，但仔细分析起来，产业之间还是有一种错位竞争关系：譬如都是发展汽车工业，北京发展的是中高档汽车，天津则是小排量汽车。
“但今后产业的区分要大起来，要形成互补，滨海新区今后的发展主要是第二产业，而北京则要放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景体华说。
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则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互补性，“要从原来的产业合作拓展到功能合作，北京做营销、做资本运作、做品牌，而天津做生产制造。”
数字京津
北京：“去经济中心”时代的发展
在“经济中心”的字眼从北京的城市定位中消失、距北京仅100多公里之遥的天津挂上了“北方经济中心”的牌子后，北京该如何实现自身发展并与天津联动带动区域发展呢？
有所为有所不为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总规划师谈绪祥表示：“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不再写上‘经济中心’了，因为经济中心’是大城市、省会城市本来就有的功能，没必要再强调。”
其实，关注北京发展的人都会注意到今年北京市力挺的一个产业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经过半年的努力，目前北京已经形成10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
今年北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十五”期间，北京市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达到67.7%，对于北京来，服务业、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现在的龙头产业、未来的发展引擎。再回想去年首钢搬迁，北京定位调整大局其实已然明朗：放弃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用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领的话说，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以高科技辐射天津
“北京知识型、滨海加工型、河北资源型特色。”薛领建议说。肩负国家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重任的北京，在知识方面无疑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每个经济圈的崛起都会引来大批人口的涌入。当年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就利用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人力资本和商机。
如今的滨海新区也在重复着这一历程，从其的房租价格中便可见一斑，在塘沽区租一套两居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需要1500元左右每月；而在开发区，由于大都是100平方米的新房，月租都在2000元左右，已可和京城房价相媲美。
然而一个经济中心的崛起需要的不仅仅是人力，还需要人才。虽然滨海新区未来发展将更加倾向第二产业，而北京则倾向第三产业，但北京在高科技人才方面的储备和科技创新能力可以为滨海新区提供引导，而滨海新区也可以成为北京的知识输出地和实现产业化的舞台。
双核联动带动区域发展
景体华主编的《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曾指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目前大都停留在民间自发和理论说明层面，京津冀三地都在独立发展，北京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
在京津的定位明确、关系理顺后，两个城市能否形成双核互动，拉动京津冀经济圈整体的飞跃呢？
薛领认为京津冀地区目前还有六大核心命题需要破解。首先是科技创新，即如何依靠“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资源，调整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结构；二是如何推进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形成协调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三是利益协调，即建立利益分享、让度与协调的长效机制；四是生态环境，即实现资源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五是空间支撑，即如何建立区域内部完善的空间组织和基础设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创造良好的空间格局；最后是辐射带动，即如何快速提升京津冀都市圈整体经济实力，并加强对外辐射和带动。
六大命题能否破解尚需未来鉴证。
京津合作新路径
自下而上的推进
2004年2月12日，河北廊坊，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确定要建立京津冀发展改革部门的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
在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眼中，政府的合作是来自下层的推动。樊纲认为，当初长三角各个城市之间也很封闭，各自为战，一直以“老大”自居的上海，以一种冷漠的眼神看待它周边的城市。在长三角，最先行动起来、并越来越紧密联系起来的是民营企业。企业的合作加速了市场的合作，这种合作到了一定程度，“逼”得政府也行动起来，从而有了长三角公共人才平台、信息平台、政策平台等等。
“其实，从1999年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内蒙古等6省市、自治区的工商联已经举办了4次环渤海地区非公经济发展研讨会，现在看来，这就是自‘下’而‘上’思路的发端吧。”樊纲说。
记者手记
拥挤的京津塘高速
北京距离天津约137公里，从北京开车走京津塘高速到天津需1个半小时，到塘沽也就2个多小时。走在前往滨海新区的高速公路上，记者并不敢把车速提起来，在这个仅有四车道的路上还行驶着许多拉货的大型卡车，使得这条高速路显得有些拥挤。
这条于1993年建成的京津塘高速是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有些上了年纪的它似乎已无法承载如今北京与天津间频繁的往来。记者在前往滨海新区的时候，开车走在这条“高速不高速”的路上就看见了3起事故。常常出现的车祸、堵车现象使司机称这里为“死亡之路”。
不过，在这京津之间的100公里的地带，一直被人视为“黄金走廊”，一些专家还拿它与当年的硅谷相提并论。然而，走在这样的“黄金走廊”上，记者还未体验到这里的黄金价值。一幅幅巨型广告牌上的豪华楼盘，并未让这里真正的繁华起来。京津两地人员之间的往来为这里带去的商机在哪里？仅仅是在路边吆喝叫卖海鲜、水果的小贩吗？
在去年亚行颁发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多年后的今天，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
如果说北京和滨海新区是两个经济发展的重头的话，那么在京津之间连接它们的杠杆却并没有想象中结实。而没有这样的一个合格的桥梁，北京和滨海新区的发展又何以联动？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旧的高速路上缺少照明设施，我们的车只能再次减慢速度驶入廊坊地界。对于这样一个夹在京津之间的城市，我们的记忆只能停留在那个“名存实亡”的大学城和廊坊买房可以得北京户口的谣传。
不过夕阳下，我们仍见曙光。京津塘高速即将开始大修，其他几条连接北京与滨海新区的高速公路也在规划修建当中。预计今年7月动工的京津城际轨道，将会使北京与天津路程缩短到半个小时。希望届时的“黄金走廊”可以名副其实。
商报天津特派记者 杨雪婷 朱裴 蔡元元/文
杜刚/摄 赵振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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