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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文化“空心化” “五朵金花”“符号化”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入境旅游第一大国，出境旅游第四大国。“十一五”期间，旅游业，特别是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业将大有可为。
随着旅游开发的日益深入，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应让国人警醒：中国传统的“端午
节”被韩国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丽江古城纳西文化“空心化”受到全球关注……如何保护传统文化这个老课题又成了新的舆论热点。
纳西文化正在被“空心化”
随着旅游开发的过度商业化，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正逐步走向“空心化”。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杨振之博士指出，纳西文化正在被“空心化”：由于规划理念问题和前期管理的失控，旅游房地产开发大肆泛滥，过度商业化越来越严重，外来移民代替了当地纳西居民，成为古城内的主体居民；而古城的纳西人将住房和铺面租给外来移民经营，自己纷纷外迁，使纳西人和纳西文化“边缘化”。
“目前的状况仅仅是危机的开始。”他认为，“丽江古城由三大古镇构成：大研古镇、束河古镇和白沙古镇。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束河古镇是大研古镇的原版，而白沙古镇又是束河古镇的原版，反映了纳西人从高山峡谷向丽江盆地迁徙的历程。目前游客最集中的是大研古镇，大研古镇每年接待的游客近400万人次。现在大研古镇的纳西文化已经被‘空心化’了，束河和白沙还保留着纳西人原始的生活状态和民族文化。但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当地政府对束河古镇、白沙古镇并无特别的保护计划，而是将其作为丽江古城深度开发的后续旅游资源来看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出两年，束河古镇就会变成现在的大研古镇，再过几年白沙古镇又会重蹈覆辙，致使纳西文化在丽江古城的文化根基丧失殆尽。”
杨振之指出，当前旅游商业化的另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是旅游的“符号化”，只满足于文化的浅层表象，忽视甚至毁坏其深层内涵。
以成都市锦江区的乡村旅游“五朵金花”为例，现在那里原有民居拆了不少，整改的民居一律建成川西民居式的穿斗房子，这些穿斗用料没有用传统的木料而用颜料画上去，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符号的需要。实际上，那里是离成都最近的客家人居住区，他们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就开始为朝廷种养花卉，特别是以“王家花园”为代表的居民，养花种花技艺世代相传，带动了这里的花卉种植业，使这里成为成都市的花卉种植基地和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这些是今天形成这里的花卉乡村旅游的文脉基础。这些文脉在规划设计中并没有看到，看到的是简单化了的川西民居建筑符号。这样的规划设计理念，导致销售给游客的只是一种符号消费的产品，传统文化被庸俗化、浅薄化了。
提出“前台-帷幕-后台”的新模式
丽江古城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如何使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二者兼得，杨振之借用西方社会学“前台—后台”的理论，创新地提出了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这一模式可从深层次上解决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矛盾冲突。所谓“前台”，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展示、表演的舞台空间，游客在这里与当地居民互动，其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不让前台的商业浪潮席卷整个旅游地，需要设置一道屏障，那就是“帷幕”。帷幕区是为保护后台起过渡和缓冲作用的。在帷幕区也要发展旅游，但开发规模受到限制，进入的游客较少，商业化程度受到控制。而“后台”是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核心区，应保留当地居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不为发展旅游业对产业结构作重大调整，一般情况下秘不示人，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才能进入。
杨振之说，前台—帷幕—后台，各区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使命、意义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而达到的目标则是一致的，既保护了传统文化，又发展了旅游经济。后台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来自少量受到控制的高消费游客，另一方面通过统一的政府管理，通过前台发展旅游业的财政收入来补偿后台因丧失部分发展机遇而付出的代价。
他认为，丽江古城发展旅游业，是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典型案例。如果用“前台—帷幕—后台”的开发模式，大研古镇每年的直接旅游收入，完全可以以适当的方式补偿束河、白沙为保护文化遗产所做出的牺牲。
旅游规划欠缺市场基础调研
无论是从保护传统文化还是从提升旅游产业档次的角度着眼，都应该十分重视旅游规划的作用。杨振之认为，当前国内旅游规划最欠缺的是市场基础调研。
他说：“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做旅游规划还停留在‘拍脑袋’阶段，只凭着一些观念，再从网上调些数据，报告就写出来了。这样做出来的规划很不可靠，失败的案例很多。比如各地搞的很多民族文化主题公园、野生动物世界，推出后迅速走向衰落，就是因为规划前的市场研究没到位。据我估算，在这方面浪费的投资，全国可能有几百上千亿元。”
他认为，扎实的市场研究首先要掌握客源市场需求、游客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再预测市场未来的变化趋势。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基础上做出来的规划才有科学性。在旅游地，当地居民、游客和开发商构成了一个临时社区，要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必须这几方力量共同参与。只有详细掌握了他们各自的生存、心理状态和需求变化，才能找到传统文化保护的方向。
本报记者: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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