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区域分工版图重构

　　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和地区因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纷纷把纺织制衣、塑料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如今，这一产业转移图景在中国大陆内部地区之间再次出现。

　　今年以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规模性转移的序幕开始拉开。有关专家预测，未来五年这种转移将达到高潮。

　　“集体西进”趋势凸显

　　

今年2月，上海市与重庆市有关方面签订协议决定，有73年历史的上海三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将“举家搬迁”重庆，三毛公司的原有生产线和技术骨干输送到重庆，另辟新址进行生产。此前，上海毛毯厂与云南大理毛纺厂剥离的有效资产合资组建了一家新企业。

　　山东如意集团也已收购原重庆海康集团，并计划投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的巨资在重庆万州区建设100万锭紧密纺生产基地，其中一期工程50万锭将在今年完成。

　　广东顺德的五家纺织服装企业已经于3月签约进驻安徽阜阳“中国中部纺织工业城”。深圳富宝化纤公司则迁移贵州，与贵阳丝普纶化纤公司合并，进行技术改造而形成了贵州富宝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一家制鞋商目前正在重庆兴建一家生产企业，另一家企业也正在重庆建设一个工业园区，生产制造业使用的塑料模具。浙江维科集团已规划在江西九江兴建纺织工业园，该工业园以维科集团领衔招商，其上下游厂家也将落户该纺织工业园，以实现纺织产业链的转移；目前维科集团收购九江纺织三厂的事项也在谈判中。宁波雅戈尔集团与喀什新棉集团共同投资的七万锭全精梳项目已经在新疆喀什竣工。

　　沿海生产成本上升和产业创新

　　“驱动产业西进的直接动因是沿海生产成本上升。这与上世纪80年代世界制造业移入我国沿海地区的本质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钦博士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近年来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能源等基本要素供给趋紧，价格不断攀升，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失去了在本地再发展的优势。

　　正在安徽阜阳投资新建厂房的广东一服装集团董事长罗先生算了一笔帐：比如劳动力资源，在广东就算开出2000元/月的工资也很难招到工人，但在阜阳，劳动力比较充裕而且付出人均800元/月的工资即可；土地费用方面，在阜阳的“中国中部纺织工业城”内只要2万元/亩左右，在沿海地区花在土地上的钱，在中部可以连土地、厂房、设备都买齐了。此外，电、水等能源中部也比较充裕而且便宜。

　　罗先生说，中西部庞大的潜在内需市场对沿海企业也具有吸引力。在中西部投资，可以更方便接近日益增强的消费群体获取利润。据安徽服装商会会长杨万总介绍，安徽有6400多万人口，每年服装消费需求高达300多亿元，但安徽的企业仅能满足其中不足3%的市场。

　　“沿海产业西进，还有另外一个动因，就是沿海产业创新。”王钦认为，当前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要求日益增强。沿海省市纷纷调整功能定位，正在催生以知识为内容的新兴产业，纯粹以加工生产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必然会逐步迁移出去。据了解，目前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地都将现代知识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研究专家汤山文指出，从国际形势看，近年来，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国际产业转移中国进入新阶段，开始出现知识服务业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创新提供了机遇。随着沿海产业创新的加速，未来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移出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重构区域产业分工版图

　　对于沿海产业西进，中西部省区市普遍持欢迎态度。重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目前轻工及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其产业地位。沿海20年前干的活，现在我们来干。他们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思路，正是西部开发的重要机遇。”

　　据了解，目前中西部省区市都提出“要做好迎接这种转移的准备”，正在主动创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条件。据了解，中部各省在各自的《十一五规划纲要》里，都将纺织工业放在本省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河南提出“建立全国重要的新型纺织工业基地”；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也提出了相应的规划。

　　“这种转移的成功将对

中国经济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钦博士认为。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制造业一直集中在沿海地区。据介绍，我国80%以上的纺织产业都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和

福建等地。目前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

竞争力正在下降，此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再度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延续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的综合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这种转移将引导并构建全新的区域产业分工版图。”王钦分析说。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可迅速完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沿海地区则在产业转移中，集中有限资源进行产业创新，逐步形成为现代知识型产业基地。从而迅速形成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东中西部群体性突破态势”。

　　“这一版图将增强中国整体经济抗外部冲击能力，最终使中国经济更健康地持续发展。”王钦认为。

　本报记者:黄庭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