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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离婚，再找个人塞一万元钱，然后跟他(她)结婚。年龄？不是差距；品貌？不是问题；从没见过面也没关系，惟一的要求是：城镇户口，且没有住房。在重庆市人和镇，婚就可以这么结。该镇和睦路婚姻登记处的数据统计，2005年，全镇共有732对这样的再婚婚姻。离婚的就更多了，一共1795对夫妻在这一年“劳燕分飞”，“村长90岁的妈都把婚离了”。就连干部都拿着大喇叭在村里提醒村民，“要离的要结的，都抓紧！”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对人和镇农民来说，按照当地拆迁补偿规定，“离婚”可以多分一套住房，“再婚”可以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重庆人和镇上演的“千人离婚”大剧，表面看是“狡猾”的农民羞辱了拆迁补偿制度，实际上则是失地农民的无奈抗击。
“不是逼得没办法，谁愿意离婚？”“离了”的农民几乎都这样说。这些农民“没办法”，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征用。农民失去土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未来无望，无奈只有求房子。房子成了他们未来生存惟一的“救命稻草”。当精明的农民发现“离婚再婚”可多得房子时，怎能不千方百计“钻空子”来降低未来生活风险？
可以说，没有失地之苦，就没有离婚之刁；离婚之刁，折射的恰恰是失地之苦。这就带来一个共性问题：失去土地，农民几乎失去了惟一的谋生手段，那些握惯了锄头的手，如何在城内派上用场？如何在城内生存下去？
“拉美陷阱”最近常被学者提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国家的人均GDP刚跨过1000美元“关口”，他们经济快速“起飞”的副产品，就是出现了大量“无土地、无保障、无固定岗位、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政府为承担失地农民的养老、卫生、社会保障等费用精疲力尽，阶层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社会失控，国家陷入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征地成为必然。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失地农民新增数量超过100万，而农民仅获征收土地收益分配的5%至10%。我国失地农民情况远比南美国家复杂得多。如果我们不能给失地农民以法律保障，在拆迁利益分配上进一步完善政策，不能采取切实措施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谁敢保证今后不会有更多光怪陆离的事发生？
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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