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改变的古镇

　　正在改变的古镇

　　“越来越多的古镇已看不见星空，因为那里灯火通明。”一位四处旅行的人说。

　　□本报记者徐钟

　　

　　人满为患的周庄CFP／图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2800多个古镇就不断经历着“迁旧建新”、旅游开发的考验。这些曾因贫穷而幸存的古镇徘徊在得失之间。它们失去的，不仅是那些古建筑，还有那些古老的生活状态

　　和平古镇等待开发

　　今年4月9日，

福建省北部的和平古镇下起一场大雨，雨水顺着“李氏大夫第”的天井落下来，打在石板上啪啪作响。“李氏大夫第”是和平村现今保护最好的5座明清建筑之一，有三进两厅，共1200多平方米。

　　李老太太至今仍住在这座宅子里。她坐在天井下的厅堂中间，双脚泡在热气腾腾的木桶内，不时用剪刀修去脚板底的老茧。听着3公里外传来的隆隆机器声，她知道，搬迁的日子近了。

　　早在2002年，和平人就听到要开发旅游的消息。当时，当地政府出面组织成立了“南武夷”旅游开发公司，开始时动作也挺大，收购民宅，卖起门票。还计划在古村外另找一块地建房，让老居民搬出来生活。

　　但因资金有限，没过多久，开发的事便没了下文。一些老宅卖了之后，这两年没人管理，已成为附近村民的垃圾场甚至茅厕。

　　直到去年9月，刚刚组建几个月的上海大境堂公司才正式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投资3个亿开发和平古镇，当地政府在开发公司中占两成股份。

　　这家公司首先在离古镇3公里之外的“天成岩”风景区驻扎下来。在半年时间里，把“天成岩”变成了一片喧哗的工地。

　　因为收购、修缮古民居涉及到上百户居民的迁移，没个三年五载难以完成，该公司决定把难啃的骨头———古镇开发延后推进。

　　和平镇是一座有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现有近300余幢明清民居建筑，是我国保留最好、最具特色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台湾《汉声》杂志社出版人评价说：“和平古镇是活的博物馆。”去年11月，和平古镇被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在等待开发的过程中，和平镇居民的态度并不一致。“我想住在这样‘有天有地’的屋子里。”已在这里生活40多年的李老太太指指天井说，“我希望旅游搞不成。”

　　李老太太不愿搬的一个原因是，开发公司给李老太太的宅子是380元／平方米，但在村外建房的成本高达500元／平方米。居住和生活不方便是李老太太不愿搬走的另一个原因。新建房址据说离耕地很远，每天下地干农活极不方便。

　　但和平村更多的人则希望开发公司早点开进来。他们希望藉此改变贫困的生活。“我希望快点开发古镇，生意会好点。”当地杂货店王老板说，他也不愿住在老房中，“楼上走动，楼下就掉灰，而且还潮湿。”

　　和平镇首富、做烤乳猪生意的黄老板也希望早点开发，他说开发后，自己会考虑注册“和平烤乳猪”品牌，把生意做大。

　　离和平古镇北门200米不到的和平聚奎茶厂老板黄建新也希望旅游快点搞起来，他到时会把茶叶加工厂扩大。

　　和平古镇的这一幕，或迟或早地发生在其他更为闭塞的古镇。在中国，开发古镇热潮正愈演愈烈。

　　“迁旧建新”势如洪水

　　翻开近期报纸，各种开发古镇的消息扑面而来。

　　“上海青浦朱家角计划投资100亿元，购古镇上217户古屋老宅，再造为文化创意、制作、展示、休闲等场所。”

　　“上海博大公司，计划用5年时间为南浔打造价值23亿元的‘新装’。”

　　“新场古镇，是整个上海地区惟一未经开发的江南古镇。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新镇建设和古镇改造将投资超过40个亿。”

　　

　　和平古镇的人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开发商的到来。徐钟／摄由于城市房地产开发受到限制，更多的开发商把目光转向农村，许多开发商惊讶地发现，开发古镇的效益并不比城市房地产利润少。

　　离丽江不到4公里有个束河古镇，那里的开发商———鼎业集团副总经理孔凡雁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公司预计的回报期是10年，但现在发现，最多5年就能盈利。

　　在深圳华侨城总裁办公桌上，已放着一份包括开发四川的松藩、珠海的唐家湾的策划方案。这家原来专注于在各地兴建大型游乐园及房地产的开发公司，也把目光瞄上古镇，它的区域规划负责人冯晖说，“还在筹划阶段，还在选址。”

　　而更多古镇的父母官们也试图仿效周庄，走上一条富裕的捷径。仅有3000人的周庄开发后，创造出5个亿的收入。

　　江西安义县旅游局局长刘枫的手机铃声是一则小广告：“美丽的安义有个美丽的古村，是你一年四季旅游的好去处。”

　　今年3月的一天，江西安义县委书记等三人来到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的办公室。在长谈两三个小时后，终于请动阮教授出山，包装规划安义。规划估计8月可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届时申请中国文化古村称号，目前已有一家香港公司投入7000万元打造古村。

　　有了“中国文化古村”称号，等于为自己贴上一条包赚不赔的护身符。因此，开发者们常常把申请文化村作为首选动作。

　　据统计，在全国有保护价值的古城镇大致有2800个，其中至少有2000个历史城镇因为不能受到保护正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

　　而到目前为止，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只有80个，只是其中的零头。

　　因申报的门槛很高，大部分想自我保护的古村镇，因资金问题不得不选择放弃。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指出，省市政府应该出这笔钱。“但即使最有钱的浙江省，它至少有200个国宝级村落，一个村30万元，就需要6000万元，5年还要修缮一次，这么大一笔钱要掏出来，谁当省长都会发怵。”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说。

　　78岁的陈志华说：“现在破坏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能到少数民族区，才有可能找到原生态的村落。”

　　致命的破坏主要来自于“拆旧建新”，很多地方是把古镇视为现代化的阻碍。

　　美国对历史遗产的保护相当重视，国家立法规定，拆除有2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就要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审批。在中国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化遗产部管理历史遗产，拆掉成百上千年的古建筑像用橡皮擦去铅笔字一样容易。

　　如果说“文革”时期，还只是破坏了古镇的文物、祠堂、庙宇，属于局部性破坏，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热潮给相当多的古村镇带来了毁灭性破坏。

　　20年以前，阮仪三路过山西，他发现太谷、介休、祁县、忻州这些地方有数百年历史的城镇，正被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无情地抹去。只有平遥拆得比人家慢———因为太穷，没钱拆！

　　阮仪三到处奔走上书，才从刀下救出平遥，让平遥成为全人类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

　　当年，阮仪三同样挺身保护了周庄，才避免了填河、拆桥、开路、造厂的开发性破坏。时过20年，破坏风潮并未因此而消失，“许多开发商只看到地皮值钱，没看到上面的房子值钱。”阮仪三说。

　　陈志华最近一次去浙江，他发现从宁波到温州200多公里的国道两侧，房子已连成一片，像在城里开车。但到了晚上却看不到几个窗子有灯。

　　在势如洪水的“迁旧建新”运动中，“开发古镇”只能成为古镇保护者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对于为人所诟病的开发过度的周庄，阮仪三无奈地说：“至少它的建筑群保存下来了。”

　　“钱赚了不少，但我们的老本没了”

　　在欧洲，如德国、法国等国家，那些最迷人的地方，依然是那些小镇。保护古老的小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管经济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于平静生活的向往，永远不会消失。

　　在中国，保护下来的古镇大部分也失去原有的韵味。周庄就是一个典型的开发过度的例子。

　　对周庄来说，只有0.4平方公里面积的古镇内，每天进入6000人左右的游客已经饱和，但现在最高竟然达到每天2万人。丽江、大理等地在节假日也是人满为患。“这些古城镇旅游管理部门一边常以门票收入来彼此炫耀攀比，一边又在为过分拥挤又没有恰当的控制人流的办法而苦恼。”阮仪三说。

　　让人大失所望的古镇有三种类型：一是古镇失去了淳朴的民风；二是古镇的商业无节制发展；三是在古镇上建造了不少“假古董”。

　　一位叫余丽的背包客曾7次去云南丽江，当1996年第一次去尚未被很多人所知的丽江时，她被那里的景物惊呆了：那里每家每户都开着门，见到游客，一些老人会让他们进院坐一坐、聊聊天，临走时还往他们的背包塞上自产的核桃、苹果。到了晚上，她不敢大声说话，因为安静，稍有点声音就会传得很远。

　　但在2004年余丽第七次去时，那里已到处建有挂着灯笼的酒吧咖啡厅，“现在已看不见星星，因为那里的灯光太亮了。”余丽说，到了晚上那里吵得像个菜市场。

　　在江西婺源，这个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农村”，一些游客已感到当地人的敌意。2004年，在婺源的理坑，余丽向村里一位老人问路时，老人很不礼貌地说不知道，并诘问：“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因为旅游，理坑村里客栈多起来了。据理坑最早的客栈———“云溪别墅”老板余新元说，因为竞争，村民关系非常紧张。他的隔壁有一对亲姐妹为此反目，形同陌路。

　　游客来来往往，也让理坑很多古宅主人不胜其烦，他们干脆锁上门，拒人于门外。

　　“古村不能靠招商引资来保护，老板不是慈善机构，他要赚钱，必然会产生矛盾。”浙江金华诸葛村村长诸葛坤亨说，“古村是自己祖先建起来的，现在还要靠自己管理修复。”

　　在陈志华眼中，诸葛村在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古村成功保护案例。

　　16年前，陈志华教授准备到新叶村考察，却阴差阳错地走到了8公里之外的诸葛村。诸葛村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代聚居地，全村住着4000多名诸葛后裔。

　　“诸葛亮的子孙管诸葛亮的村子”是诸葛村旅游的口号。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旅游收入全部统一分配，做本村的公益事业。3年前村里喝上自来水，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开工资，上大学的孩子有奖学金。

　　今年1月至4月15日，全村门票收入达到200万元，预计全年将达到700万元。村里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控制旅游人数，尽可能使古村的味道不变。

　　周庄的一位负责人参观诸葛村时曾感叹：“钱我们是赚了不少，但我们的老本没了。”他说的老本就是指古镇独有的风土人情。

　　诸葛村村口有一条建了一半的仿古商业街，这是当地政府当年“大手笔、大开发”的“杰作”。因为村口位置属于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村子人坚决反对才使这样的假古董未能全部建成。最后，村里把剩下的未建土地用了8倍以上的价钱买回来，暂时做了停车场，而那些花了300万元强行建造的商铺，诸葛村计划要用400万元把它搬走。

　　现在，很多开发商在看到周庄、丽江被过度开发的景象后，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开发模式。

　　云南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柏联集团在开发滇缅边境的云南和顺古镇时，就要求当地政府把进入古镇公路两旁的新建筑拆除，并保护镇边的大片农田不被开发。

　　他们也没有像大研古镇和乌镇那样把居民迁出去，而让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村民们早上种田，中午在洗衣亭里边洗衣服边聊天，下午会到当地的图书馆读书，清明时会自发地聚集在当地八大宗祠里祭祖。

　　而在江苏周庄、云南丽江这些地方，如此鲜活的图景早已荡然无存，镇里拥挤着大批旅游者，商品摆满了街道。因此，和顺小镇保护委员会主任王达三说：“我们是一座活着的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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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古镇旅游开发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也可以称之为“平台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古镇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开发资金的投入主要依赖地方财政，但是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引入相关的市场机制，对游客收取费用(古城保护费)，对具体的旅游开发项目不作具体干预，主要通过城市规划和行政审批来调控。丽江大研古镇旅游开发属于这种模式的代表。

　　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或者以资产作价形式出资，资产所有者拥有项目公司相应的股权)，项目公司以政府组织注入的资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获得的资金用于古镇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开发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如此滚动开发古镇旅游。浙江乌镇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

　　经营权出让模式：这方面的代表是湖南凤凰古镇，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资源性资产)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由投资商根据自身优势，结合市场需要对外融资，继续古镇旅游开发进程，政府只在行业宏观层面上对投资商(开发商)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