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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十年经济迅速增长，已把自己推到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成了“世界工厂”，全球领先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现在，专家们相信，中国将向上游前进，通过扩大科学人才队伍，改善大学教育并吸引世界顶尖的技术公司，进入设计和革新领域。
但中国的显著增长只是源自一小部分有推动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吸引了大部分优秀人才，产生了多数创新成果，创造了大部分财富。为了与中国这个上升的经济明星有效互动，西方必须认识到，中国是全球化“尖峰/低谷”特征的极端体现。全球化在使经济活动分散开来，令世界日益“扁平”的同时，也让创新、人才和财富向少数“尖峰”地区集中。“扁平世界”一词来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对经济活动分散现象的描述。
在制造业之外，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技术领域。2004年，中国联想(Lenovo)收购了IBM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而且越来越多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开办了中国创新中心。但中国的全球创造力指数(Global Creativity Index)在45个国家中仅列第36位。这个指数是我发展的，用来从3个方面，即技术、人才和包容度，衡量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进步 。在技术方面，中国列第28位，与克罗地亚和乌克兰齐平，落后于印度。中国的技术实力高度集中。仅6个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沈阳和广州，产生大部分中国创新。
人才方面，中国也同样呈现“尖峰/低谷”特征，在所有被测国家中排名最后，其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5%——与之相比，印度为6%，美国、欧洲和日本约为20%。根据我和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研究生李泰然(Tairan Li，音译)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领先的10个地区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6%，而近半数培养人才的大学集中在这些地区。
中国的文化开放程度呈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均衡。上海和北京是喧嚣的国际化中心城市。上海的城区规模与洛杉矶相当，拥有1800万居民，它致力于通过文化领域的投资，营造一个繁华的餐饮和夜生活区域，并建立一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表达的社会风气，将自己转变为世界一流的创造中心。在此过程中，上海已使自己进一步远离其它中国城市。以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全球自我展现标准衡量，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排名位于底部，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相当，排在印度之后。这可能成为中国创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事实上，中国有两个经济体：创新的、迅速增长的国际都市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大农村内陆地区，逾7.5亿人口在前工业时代条件下艰辛劳作。据盖洛普(Gallup)调查，中国十大领先城市的居民收入是农村地区的5倍多，而且还在不断扩大。我的一位中国学生精辟地总结道：“在上海，普通中产阶级比在美国生活得好。而就在这个城市外的农村，生活条件只能用文明前水平来形容。”几乎一半中国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有8亿农民看不起病。
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性已在政治上表现出来。2005年，中国农村发生逾8.7万起暴乱和示威事件，比10年前多出逾4倍。中国政府正匆忙制定促进农村发展的计划。
在准备迎接未来的同时，中国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心那些落在后面的数亿民众。西方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尖峰/低谷特征，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弊端刚刚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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