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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反腐败的——专访美国麻萨诸塞州政府伦理办公室执行主任彼特·史特吉斯
■新快报驻美记者蒋江敏文/图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提出，为促进权力道
德法律化，建议制定《从政道德法》，通过健全制约权力的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构，促进中国的官德建设。这一提案因为切中了目前中国社会一个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腐败是指道德败坏者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来获取私利的损人行为，而官员腐败是公众最为反感的，它有损于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因此，如何反腐败是各国政府都要面对的挑战。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制定防范和惩处公职人员犯罪法律较早的国家之一，通过大半个世纪的不断努力，把一个曾经非常腐败的政府逐步治理得廉洁而高效，成绩是有目共睹。要是按照目前国际上衡量腐败程度通行的标准，现在的美国是属于世界上那约10％的腐败水平最低的国家。
到底美国政府是如何反腐败的，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可借鉴之处？为此本报记者日前特别专访了负责调查与处罚公共腐败行为的非刑事公共廉洁机构———美国麻萨诸塞州伦理办公室执行主任彼特·史特吉斯（PeterSturges）先生。
上图：彼特是反腐败的老手。
做好反腐普法防患未然
彼特所在的麻州伦理办公室是设在麻州伦理委员会下面的一个独立部门，不从属于任何党派，其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是麻州公职人员都必须遵守的《利益冲突法》与《财务状况披露法》，是负责调查与处罚公共腐败行为的非刑事公共廉洁机构。彼特表示，他所领导的办公室一共有22人，一半人专门负责监督、查处本州公务员的行政道德表现，另一半人则担负着公务员道德行为准则的培训与咨询工作，每年给政府各部门的各种培训大概会有一百多次，而电话咨询服务就不计其数了。
50岁出头的彼特在大学时期是主修法律，参加工作后又到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学习了行政管理专业，在被麻州伦理委员会任命为伦理办公室执行主任前曾在监督投票选举与竞选经费来源的政府机构里工作，做法律顾问，可以说是反腐败的老手了。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反腐败，彼特认为立法固然重要，执法也不能少，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普法工作，要让每一个公务员都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这是一个用来派发的宣传品，我注意到卡片上印着摘自《利益冲突法》的十条公务员行为准则，内容很具体，包括不可以做对家人、合伙人、朋友以及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组织或机构产生利益关联的事情；不可接受他人为感谢你已经提供或将要提供的服务而给你的礼物、宴请、音乐或体育等赠票等等。
在普法方面最让彼特感到自豪的是，三年前他提出要修订麻州的《利益冲突法》，而这之前15年来该法还从来没有改动过。
“上至总统都有权管”
彼特告诉记者，从历史上看，美国当年腐败的泛滥程度和恶劣后果与今天一些被冠以“最腐败”之名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真正重视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之后，当年“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该事件反映出来的政治与行政腐败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于是美国开始逐步出台或完善各种有关管理法规。
他表示，这些年来美国公务员腐败现象大幅度减少，即跟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法懂法的人多了有关，同时也跟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检举腐败现象的意识不断增强有密切关系。他特别提到被称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或腐败人物的披露、穷追不舍和深度挖掘，一方面促进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对潜在腐败官员也产生震慑作用。它们对政治丑闻的揭露和批判，还往往导致政治家竞选败北、引发检察机构进一步调查介入。
为了对公务员腐败行为开展调查，伦理办公室通常是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公众来电或来信检举等寻找调查线索，每年大约能得到800-1000条线索，这当中来自电话举报的线索约占85%左右。但所有这些线索约一半是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余下的另一半中大约会有300人属于无意违纪违法，他们会写信去提醒这些人要注意；然后会对最后的大约80-100人进行调查，结果是会有约一半的人被查处。按照目前麻州共有40万个公务员计算，每年只有约40个人因违法违纪被查处，只有万分之一的比例。
从上述的数字看最后受到查处的公务员不并多，伦理办公室是如何把握查处的标准与力度的呢？会不会有“放水之嫌”？面对记者的疑问，彼特介绍了他们查处工作的一般性原则：首先是看当事人是否故意的；然后要看事件的影响，包括对下属、对百姓、对政府声誉等有何影响，民愤如何？最后还要看当事人犯法后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得到多少钱？政府又要损失多少钱？通常被检举的官越大，就越有可能以权谋私，就越要去调查他。彼特很自豪地说：“上至总统下至收容流浪狗的小官员我们都有权管！”
超期度假也算以权谋私
在伦理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两份3月20日才签发的查处公告，其中一个是对原麻州劳动局局长安吉洛·R·波拿潘（AngeloR.Buonopane）超期度假进行罚款28000美元的查处公告。原来，2004年初上任的安吉洛去年违反法律规定多休了八周时间的假期，而这期间他却继续在州政府领取了18000美元的工资。这件事除了让他被罚款外，还导致他丢了官。
“州劳动局的局长位居高位，直接管的事就包括了确定休假、薪酬等事务，但自己却背叛了公众信任，不恰当地利用手中权利给自己带来好处，自然要被严厉查处。当然我们也给了他面子让他自己辞职。”彼特说。安吉洛在2005年4月份默然下台，这是麻州伦理委员会有史以来处罚的最高金额的公务员违法个案。
另一个受处罚的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负责检查用水系统卫生状况，他利用职务之便告诉一个家庭需要更换水过滤器，然后向其推销价值1112美元的水过滤系统，该户居民因为在房屋报建上将有求于这个官员，只好违心地买下那个其实并不需要的过滤器。这件事经检举查实后，伦理办公室对这个腐败的官员开出了2000美元的罚单。
彼特表示，美国政府今天反腐败的任务仍然很重，在谈到对麻州伦理办公室未来的想法时，他说目前正在向州政府争取更多的资金，要增设两个职位，以保证对公务员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查处力度。
（采访得到波士顿BentleyCollegeMBA学生叶华同学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记者手记］与AA制无关的自付餐费
■新快报驻美记者蒋江敏
只要有经济利益的存在，腐败就有可能发生，腐败就不可能根绝。因此，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如果能做到让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基本相抵消的时候，想腐败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每个人做起。彼特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力行的反腐先锋。
最初认识彼特是在今年春节后一个朋友家的晚宴上，当时知道他在麻州政府里做着类似于我们国内纪检委的反腐败工作，访谈中了解到他们在反腐败方面有一整套法律制度与监督机构，很值得中国借鉴，于是就约他做采访。
上周四终于约到大忙人彼特接受本报的专访，由于他工作很忙，采访只能安排在中午快下班时进行。采访前他特别通过朋友转告我，中午大家一起在州政府职员餐厅吃饭，不过他自己付自己的饭费，他也不会替我埋单。
虽然早就知道美国的朋友、同事之间吃饭盛行AA制，但当时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自然，再怎么说我也是远道而来的中国媒体记者，虽然是来采访你，但也是到访的“外宾”吧？何况我还是你朋友介绍的，这种涉及“国际关系”的饭也讲AA制？
我赶紧回复他，你不替我付饭费没问题，但为表谢意你的饭费还是由我来付吧。毕竟占用了人家的休息时间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也确实还不太适应这种AA制，心想要是太高级的饭局咱请不起，这员工餐厅的饭钱嘛还是拿得出的。
最后的结果当然还是各付各的饭费了。但在进餐时我已经感到很自然了，明白到彼特的做法其实跟美国盛行的AA制无关，而是跟《利益冲突法》有关。我在采访他，我代表的是媒体，他代表的是政府官员，在采访与被采访之间我们是工作关系，不能有任何利益上的联系。他认为这样才能保证他说的话能够在媒体上得到客观的表现。
美国的公务员是如何廉洁奉公办事，站好自己应该站的立场？彼特以自己的行为准则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自付餐费”的小插曲让我更深入地认识了美国的反腐败是如何从小事做起的。
(观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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