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社民主的非均衡发展

　　中国：村社民主的非均衡发展

　　如果说李国民竞选镇长，是一个人的民主政治，那么，2005年7月，浙江温岭市新河镇的公共预算改革，就是数万人的民主政治：将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提交给镇人大，镇人大代表就预算的具体内容对政府进行询问，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后再由镇政府和人大的预算审查小组共同修改预算，形成新的预算方案，最后再提交人大会议通过。

　　新河镇公共预算的改革，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它是从泽国镇的“民主恳谈”繁衍出的新的民主品类，也是浙江村社民主从村扩展到镇的高级见证。较之于还在海选村官阶段蹒跚而行的中国其他省区，浙江确实可以算作民主的先行者。在浙江的很多地区，经济的繁荣已使得那里的社会，成长为一个具有开放特征的社会，民主的意识和诉求，都不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比拟的。

　　回望20余年来中国村社民主的发育史，看看浙江烙在其中的痕迹，我们发现，中国村社民主的发育，如同非均衡发展的

中国经济，也是不均衡的。

　　18年前，仰赖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促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问世，西方媒体惊呼：“这是中国封闭制度下民主潮流的涌动。”

　　1999年，温州寮东村村民，在中国范围内第一次启动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民主程序，罢了他们不满意的村委会主任的“官”。

　　这一年，中国民政部试行居委会领导成员由全体居民直接投票产生的制度改革，终于发动了早在1989年就议定好的城市村社民主的改革。中国的村社民主，也就是官方宣称的基层民主，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

　　2001年，偏于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省实践了村委会海选，标志着民主选举在中国农村普遍开花，中国农村实现了以民主选举为中心的初步民主。中国与世界研究所所长李凡说，农村的民主选举可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程度上也有好坏之分，但是基本上可以认为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做法是普遍实行了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8］

　　2002年，中共中央下发了近年来第一份全面规范村委会选举的中央文件。至此，中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委会普遍完成了4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大体实现了数百万村干部由上级指派到村民投票的平稳过渡。

　　2004年，温州籍的浙江省人大代表提出“修改《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议案”，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出了修改决定草案，直接指导了2005年浙江省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怎么样才算贿选？草案一一作出了答复。

　　回顾历史，浙江的村社民主毫无疑问地领先于其他省区。从首开“老板参政”新风，到协议村官制度，再到协商民主，继而到选举公证制度，浙江的民主制度创新，已由民间的探索过渡到官方积极主导模式，刷新了中国其他省份民众主导政府合作的发展模式。

　　我们为浙江的民主成就而欣喜，但他不是中国的全部。在中国的其他省区，部分地方官员也在吆喝着推动民主，却没有将真正的权力交还给农民。常见的是，官方试图控制民主的操作，使结果符合自己的心意。不能如愿的时候，就依一己之见，霸王硬上弓，撤换选举后的村委会成员。跟他们说温州的非政府组织的民主模式，无异天方夜谭。

　　概而言之，中国村社民主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健全的法治体系，懵懵懂懂的宪政意识，保守落后的宗族种姓，改革还不彻底的政府体制，都在羁绊着民主的车轮。2004年4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的采访时说，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发展又很不平衡，我们现在只能在村一级实行直接选举，这就是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虽然有些人不爱听，但也有些不怀偏见的人，相信这是中国的国情。

　　尽管浙江先行一步的水平，不是中国村社民主的“平均成绩”，但中国村社民主20年的成长，已经铺设了一系列驰向远方的民主制度，选举委员会产生办法、提名制度、竞选制度、秘密划票制度、公开点票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正把村社民主推向民主的轨道。别忘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国没有现代民主选举制度的前提下。

　　【注释】

　　［1］霍华德·J·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董碧水：《浙江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载2005年2月22日《中国青年报》。

　　［3］张爱光、黄程、洪光豫：《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全国排老三》，载2005年1月25日《杭州日报》。

　　［4］常红晓、苏振华：《浙江土地警示》，载2005.年6月1日《财经》。

　　［5］同上。

　　［6］杨建华：《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载“新浪网”网站。

　　［7］载2004年3月20日《金华晚报》。

　　［8］李凡：《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格局》，载“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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