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绪论

　　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这就是我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过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以称作“浙江的民主” 的新现象。

　　勾勒这一独特现象的容颜，解释这一独特现象何以生成，是我写作此书的要旨。但，夸奖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还想追访它的特性、意志、偏见和情绪，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他如何和害怕他什么？

　　本书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浙江经济的惊人成就，自发地孕育出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争取更大财富的动力，驱使这些新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们，自下而上地攀上权力的枝条，执政党自上而下的不失时机的应和，最终酿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浙江的民主。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我们议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研究浙江的民主，就不能局限于描述、诠释，回答以下问题，是我不得不迎接的挑战：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后儒家民主，还是西方民主？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浙江的民主，会不会遭遇“拉美化”危机，会否复制出俄罗斯寡头民主的中国版本？浩浩荡荡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贡献了怎样的地方经验，又如何对接民主的普世价值？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

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风貌，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我独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坚的山脉河川和美国的民主勾连在一起。黄仁宇先生在议论中国大历史成因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到海洋和内陆的地理要素。

　　大师们的思维视角，对我追访浙江民主源头的启发，无需讳言。但我对这一方法的引用，绝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我坚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的秩序”，而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的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我们的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时，总不忘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

　　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号。凤阳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龙袍之后，浙江始作为省名，闪现在中国的史书上，迄今未变。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水少，田少，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荡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报21世纪的世界自然遗产，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一丝丝幸福指数。

　　当下，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浙江，208.17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余万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2003年才开始呈现的残酷现实。早在清朝咸丰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万。［2］数百年以来，土地始终是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经济最具活力的温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更为稀少。当年，温州人均耕地0.52亩，而永嘉的桥头镇，只有0.28亩。［3］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2005年春天仙逝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以农为生的人，时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哼唱着“你挑水来我浇园”，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没什么好奇怪的。为什么和杭州毗邻的徽州，在清代出现那么多的红顶商人？一个紧要的理由，不也是人多地少么。再瞧瞧晋商，威尼斯商人，世界历史上的商帮，有几个不是因为地狭人稠，被迫走向非农业领域，最终谋得广阔天地的。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对比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我们就容易理解，计划经济的堡垒为什么能够在浙江民间被率先冲破。尽管自然地理条件的解释，并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对比一下浙江的南部和北部，追问：为什么南部的经济比北部繁荣？为什么民主制度创新绝大多数在南方的温州、台州等地？

　　除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释。南部不仅地少人多，还多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北部则不同，毗邻安徽的湖州，就是被季风性湿润气候滋养的浙北平原。除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外，战争还使得北部人均拥有的土地，远多于南部，虽然它们同处人多地稀的浙江。

　　据卓勇良和陈立旭的研究［5］，战争使得北部人均占有的土地份额，远比南部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浙江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二，最为惨重的是浙江北部。日本侵华战争之后，浙江北部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嘉善县一度是中日拉锯战的中心地带，1942年的人口不足15万，不到民国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们发现，“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创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错，将“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开来，或许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阐释，可是，为了形成观点并创设讨论问题的基点，笼统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处的，尽管有片面和固执的嫌疑。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远。从明清两代就开始外出谋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欧美，少数散步在非洲等我们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据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能够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侨民众多，易于谋划，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报集团遇到当下颇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徐迅雷。他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兄弟姐妹，许多年以前就远赴欧洲，做起了侨民。徐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有数万人在海外经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问浙江人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们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尽管有人质疑说，引导浙江经济奇迹和制度创新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连叶适、陈亮、黄宗羲等人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到底是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在解释浙江经济的繁荣时，也挪用了人地关系的方法论。自宋代始，急剧膨胀的人口导致了人地矛盾的紧张，依据南京大学周晓红、浙江省委党校的研究［10］，浙江乐清在1731—1825年不足100年的时间段内，人口猛增了将近两倍，人均耕地却从4.39亩下降到1.62亩，依据4亩地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他们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怎么敢玩虚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即便是此间前往的少数浙江商人，也不是因为“振兴东北”的政策号召。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普陀山是佛教圣地，但佛教并没有统领有神论者的头脑。稍稍留意浙江私营企业主敬重的不知凡几的行业鼻祖，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再到鞋匠尊崇的孙膑——名目繁荣的行业保护神，一方面证明毛泽东“中国农民多神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则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有奶便是娘”。

　　浙江人大多不看重不着边际的虚玩意，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名分。2002年，我去浙江解密他们的外贸奇迹，发现私营企业主阶层才是奇迹的制造者，而非海关报表上的国有企业。细察方知，由于进出口权的“公有制”瓶颈，大批量的中小私营企业主，委身于“国”字旗下，纷纷套上红帽子。

　　红头文件，中央政策，无论它们对自己是如何的不利，他们都不曾梦想着直接去撼动这些高高在上的律令。他们深知自己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从不幻想着鸡蛋碰碎石头，而是迂回包抄，阳奉阴违。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先看一看，不下结论”，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从不硬顶，映射出性格指向，不是懦弱胆小，而是工于谋算，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数学家。温州是数学家的故乡。除了苏步青，姜立夫，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的泰山北斗，还有领导过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谷超豪，领导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陆善镇等等以数学闻名的温州人。由此推断温州人会算经济账，注重实效，善于算计，难免牵强。事实上，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只不过浙江人的冒险，大多体现在商业领域，而非政治。即便冒政治风险，图谋的也是经济利益。

　　敢于冒险的背面，就是敢于承担风险。风险，可以是家破人亡，也可以是客死他乡。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一个个悲惨的冒险，被操着浙江口音的阔绰掩盖了。在浙江，几乎每年都有商人突然从人间蒸发，再无踪迹可觅。访其缘由，多数是经商失败后躲避债主逃往海外。冒险的代价是巨大的，浙江私营企业主在生意上的艰难险阻，远非他们在支票上签字时那么潇洒倜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农民包飞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被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个兽医，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25年，写出如出一辙的万言书——《半社会主义论》，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与毛泽东对话。这一点倒像叶适，在陈朱理学被尊崇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反对重官(政府)抑私(私营)［11］。

　　历史遗留给浙江人的经济哲学和商业文化，培育了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今天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但私营企业主阶层一跃而为一个新兴阶层的历史缘由不止于此。南宋小朝廷建都杭州，带来大拨能工巧匠，北宋以后杭州、温州、宁波相继开放为对外贸易口岸，都可能为浙江人重事功、图实惠、敢冒险、闯天下的人文品格，埋下了伏笔。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年过而立的徐迅雷，为什么会在仕途看好时，弃政从文？一次，我问徐迅雷，他的家人会不会劝他珍惜光宗耀祖的官宦生涯？他说，他的家人和亲戚，有不少怀揣有名无实的初中文凭赴地中海沿岸，用浙江方言做小生意去了，“官念”非常的淡薄。

　　漂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北宋年间，温州的造船业举国无双。海外贸易自彼时起，就把浙江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

　　我们论浙江的民主，离不开浙江的私营经济，说浙江的私营经济，就无法回避浙江的开放、贸易和全球化。经验的直觉告诉我，通往四海的贸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来，正在开凿一条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动翅膀，无数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发海啸。西方人的“蝴蝶效应理论”在浙江私营企业主看来，一点都不深奥。尤其是做贸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应，早已让他们明白了这一点。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轰炸巴格达。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蔓延到义乌。我记得，那时候，近4000常驻客商中，有一个经营中国小商品的巴格达商人。他的集装箱，往返于宁波——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巴格达。战争爆发前一个来月，他连土耳其以及其他中东地区的订单也没有收到一个。

　　我的朋友，原南方周末记者谢春雷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做毛毯生意的义乌商人。中东生意的中断，压得这个商人乌云罩面。战争还迫使三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在隆隆炮火声中，奔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中国入世前三年，战火损他数千万美金的陈姓商人，便在阿联酋海港城市迪拜，建起了三座年成交额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城。

　　不懂外语，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业已绑上了全球化战车。义乌人早已丢弃了用以发家的鸡毛换糖，仰赖宁波港的集装箱，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四种语言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强硬地向我宣告这座国际商贸城面向全球的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生产和消防设备，甚至还到职工的厕所看过。在做记者的我，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沃尔玛这些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知道“SA8000”的中文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

　　就在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将“工厂素质评分标准”纳入到全球采购的日子里，浙江私营企业主渐渐懂得了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不仅是不道德的，也违反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把劳工权利与订单挂钩，固然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愉快，却固化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

　　现任上海东方早报副社长的胡宏伟，在西湖边的一个茶馆里，跟我说，他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期间，曾编发过一篇惊心动魄的新闻稿：距离义乌城区不足百里的永康县，一年斩断过千只手指头。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从事制造业，在封闭的车间内，一颗颗螺丝钉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业机器的吞噬，实则吞咽不开放的苦果。

　　义乌则不同，他们对外来民工，还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们在中国率先给民工以选举权，允许他们竞选打工区域的人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将之附会成国际跨国集团的压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确实义乌和义乌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尽管入世谈判是国家的事，应诉打官司却是民间商会的事。2003年，中国民间应诉第一人，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打赢了中国入世第一案。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国际贸易法律，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样的议题：中国该不该入世？贸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后如何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

　　现在，WTO议定的“世界贸易宪法”，已经波及到他们，他们原先以为只是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少数学者关心的事情，已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温州人开设在意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倾销怒火的焚烧。尽管他们并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他们不得不快速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显然，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超出了官方的预期。在温州，非官方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主张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国际化浪潮中跃起的一个个NGO，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浙江的民主。

　　发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说明：为促进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而设计的规则，可以用民主价值来论证它的正当性，贸易，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我们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行进。

　　自发扩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会不止一次地翻阅哈耶克的著作。这位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倡导的“扩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击我心灵的窗户，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细节，做出理论上的说明。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曾围绕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争执不休，有的说是技术革命，有的主张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的人强调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他们说的都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经济组织怎样才会有效率？他们谈到政府须保护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13］

　　返观浙江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能找到多少技术进步的例子，解释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资本的投资，诠释他们创造出GDP124亿的秘密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说明浙江在GDP年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速度、外贸出口总额、财政总收入四项指标上，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奇迹［14］。

　　诺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他们曾为产权坐过牢，为私有产权戴过红帽子，在政治风波乍起的时候，主动向地方政府申请“充公”，近些年来他们为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保护，屡屡上书，利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偿。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么？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的神机妙算，尽管开明的官员和政府确实对制度变迁意义非凡。

　　我由衷地叹服于无序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浙江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预设，亦非一夜变天的凤凰涅。

　　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论监督之中。当漫天飞舞的舆论给予温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赞誉，福建的台江区人大联手《东南快报》，从审判职能的发挥、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质三个层面，评议台江区法院。公众对台江区法院的建议、批评与意见，不仅见诸报端，人大代表还将坐镇报社，倾听公众的心声。

　　涉及其中的《东南快报》，不经意间暗示，他们在福建场域内的创新，其实是对舆论监督温州模式的创造性的借鉴。

　　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是浙江人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虑过什么民主的台州人，在学界的说服下，将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恳谈会”。它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被浙江大学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发现了。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

　　学界的研究影响到中央编译局这样的官方智囊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专项调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恳谈的种种好处，并授予他们“创新奖”。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们开始了协商民主的研究。进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协商会，就调整充实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

　　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说，人民政协制度是浙江民主恳谈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或许可以揣测，浙江民主恳谈有望影响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的生命力。

　　当然，没有节制地夸大浙江民主创新对中国民主的影响，好比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浙江的民主，并非独立于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民主创新。它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为它耀眼的GDP，超越资源局限的发展速度，使得那片狭小的土地过早地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态势，给民主的发展，供应了适宜的温度和政治气候。

　　假如我们相信，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领头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我就可以认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具有旗帜性、前瞻性。

　　实际上，京城官方智囊团的高级成员也是这么看的。2001年，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浙江组织了一场“劳动价值论”的调研。次年7月1日，彼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成为“建设者”的一分子，以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为理论元素的“劳动价值论”，得到了修正。又过几个月，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出席了中共十六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领了中国的实践，也受制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浙江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但中国民主改革的步骤，不太可能随着浙江的变化，整体推进。因为，全局性的宪政文化水平，与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智囊团成员拿理论创新举例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理论难以正确解释浙江改革实践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严重影响政府行为和社会精神气质的提升。”［16］

　　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央集权意味着每一块土地都要执行同样的政策，哪怕省情的差距再大。尽管中央政府从未忽略过浙江一枝独秀的不同寻常，也依据浙江的现实给予过特殊政策，但平均数治理的格局总体上没有被突破，给浙江带来一连串“成长的烦恼”。

　　反过来，浙江的“烦恼”，也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衔接，等等议题上，启发了中国民主的未来。

　　谨慎乐观

　　总体而言，我对浙江的民主乃至中国民主的未来，谨慎乐观。我以为当下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中国会重蹈俄罗斯式寡头民主的覆辙。

　　我的态度之所以有乐观的一面，在于我看到一个隐约可见的公民社会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会对于民主的意义，已成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共识。一百多年前，年轻的托克维尔在畅游年轻的美国的途中，不加掩饰地赞叹说，美国民主的精髓，就是盈荡在市镇中的活力四射的公民社会。

　　依我的有限观察，多样性的社团组织，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宽容妥协的公民文化，充溢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正把浙江的市镇、类市镇的乡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后者用知识铺设了公民社会的“启蒙道场”。

　　如果我们认定前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最不良的遗产，就是缺乏一个公民社会，并使得俄罗斯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并没有像西方民主人士预料那样美好。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民主在未来中国的普遍到来，表示乐观，因为“扩展的秩序”，正推动浙江公民社会呼啸而至。

　　我以为，仅凭浙江民主当下的现实，揣测中国民主的未来，遭遇俄罗斯式的劫难，即便不是杞人忧天，起码也是杯弓蛇影。2003年，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的《世纪大拍卖》，与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的《寡头》，同时被希望我们记住邻家不幸的译者，介绍到中国。谎言，偷窃，欺骗，暴力，野蛮，强制，法律规范被疯狂攫取财富的寡头教父肆意践踏的俄罗斯，让一度艳羡俄罗斯跑步进入民主世界的人们，对资本和权力的咬合，感到战栗。

　　虽然学成于哈佛和剑桥的弗里兰，引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名言，在她致中国读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恳切地说，急切地希望从1990年代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疯狂进军中得到某些普遍适用的政治和经济结论，还为时尚早。但震惊于“尽管有如此惊人的不同，相同之处似乎也同样惊人”的译者，还是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浙江乡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现，确实不容乐观。喋血街头的竞选，钞票漫天飞舞的贿选，映射出富人用金钱耍弄民主的狰狞面目。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民主化的途路上，确没有像恺撒大帝的妻子一样，让任何人没有风言风语，但紧紧抓住枪和官的执政党，对民主节奏的把握，对法治的张扬，对局势的整体控制，还不是少数人想象的那么软弱无力。

　　次者，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追求的只是经济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对浙江的私营企业主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

　　议论浙江的民主，我们总是觉得太乏味，太缺乏激情。作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营企业主们从来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宏大叙事，他们在乎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民主，他们太自私，太功利，他们对私产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摆脱窖藏白银的锥心之痛。

　　复次，他们的参政心态，不是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就是想壮大企业的功利型、经济性从政。“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憧憬于权力。”［17］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的关于威尼斯商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浙江私营企业主。只是后者中鲜有人对政治民主，有着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末次，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楼忠福他们的内心，是个什么样的境地？那个被视为达到私营企业主从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楼像豪侠爽达俊朗，徐似文生谨言慎行，性格各异，都有重情义的共同点，他们都着眼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生活细节中，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们的儒家风范。徐冠巨的秘书是个有几丝白发的小伙子，传给他家业的父亲退休后做了自己企业的艺术团团长，说唱表演的曲目 多为传统的忠孝仁义戏，他的母亲年近古稀还在饲养家禽，喜欢感谢来公司谋事的人“帮助我们家冠巨”。

　　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外逃女贪官杨秀珠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的时候，一个温州文化人并不认为她被引渡后会像瓜藤似地牵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温州人重信誉，送人钱物，一般不会轻易招供。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觉得，谨慎是我们面对浙江的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可以向现实妥协，但不能放弃底线和原则，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民主的腐败”。我们不可以无视“拉美化之忧”的警语，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

　　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200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18］。预计，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速成长阶段”的转折点。

　　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浙江，的确光辉灿烂。但美丽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0.4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浙江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愤怒刺杀绍兴考官的悲情演出——不胜枚举的个案，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据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对民主的未来失望叹息吗？

　　不可以！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我们在夸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时候，须珍重法的精神，延请法治登场，制止市场经济变坏，防止它孕育出坏的民主，更不能让假民主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大众财富的手段，变成寡头凌驾于平民头顶的托辞。

　　民主的生命在经验，而非逻辑

　　浙江民主最终倒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尽管儒家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是近似于民主的敌人——专制的代名词，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学主义学者，还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东亚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后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边由民间资本竖立的一个小佛像最终被推倒，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泰国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美国价值是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能作为普适性的真理放之四海。尽管起源于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的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反对，中国的执政者却对“亚洲价值”表示欢迎。［22］

　　11年以后，一度讳言人权的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对这九个字进入宪法予以表决的，有楼忠福等数名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过去，楼的父亲因为被指控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被劳教。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盲目以西人为师，或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也难以给出中肯的评价。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背诵杰弗逊总统宁要媒体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对浙江民主的未来，也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变天，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误入歧途。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假设，在我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不时耳闻前苏联失败就在于他们政治改革优先的路径选择。

　　事实绝非如此。20年来中国民主政制已在不声不响中，走出很远的一段路，尽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预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23］

　　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迁，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气不接下气的局促，都显示我对浙江民主，乃至中国民主未来的谨慎乐观，并非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伸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浙江的民主，会把中国的民主过渡到美国的版本。尽管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国最高，尽管资本的力量在浙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说包括楼在内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促进浙江民主乃至中国进步的一支力量，但他们的推力究竟延伸多远，尚不得而知。

　　我对“后儒家民主”将成中国未来的假定，同样心存疑虑。我老觉得，“后儒家民主”是个和“亚洲价值”一样含混不清的说辞，你说，和睦家庭，尊重长辈，善待他人，热心公益这些有什么是亚洲独有的价值呢？

　　坦率地说，除了笃信民主会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到来外，我对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让我洞见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信仰民主仰赖于“扩展的秩序”这一宗教，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认真地做，耐心地等。

　　【注释】

　　［1］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至第6页。4600余万人口数，为2003年末统计数据。

　　［2］卓勇良：《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载2004年第3期《浙江社会科学》。

　　［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09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页。

　　［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14页。

　　［6］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5页。

　　［7］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3页。

　　［8］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定居于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温州鹿城区水心街道，世称水心先生。叶适理论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倡导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82页。

　　［10］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8页；陈立旭：《务实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97页

　　［11］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2］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翻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3］同上，第13页。

　　［14］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6］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6页。

　　［1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页。

　　［18］2002年，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83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达到2034美元。参见《浙江概览》，2004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经验比较及浙江发展趋势》，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董碧水：《浙江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载2005年2月22日《中国青年报》。

　　［21］张爱光、黄程、洪光豫：《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全国排老三》，载2005年1月25日《杭州日报》。

　　［22］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3］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