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团体博弈：多数服从少数

　　□郭誉森

　　在美国，几百户甜菜农，联合了果糖加工厂与玉米农，竟然使美国糖价几十年间比国际市场贵几倍，而3亿受害的消费者加上食品巨人可口可乐等竟然一路输到底。在经济学家看来，原因是愈小的利益团体，组织成本愈低，游说效率愈高

　　几星期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北京提醒，“中国要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利益集团在美国嚣张的干政与影响力是众所周知、众所诟病的。为什么经济学家不信任甚至仇视利益团体的活动呢？

　　1970年代，管制经济学开山祖师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在研究各国政府对市场干涉行为后指出，看起来很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透过管制对社会一些群体进行交叉补贴的行为却惊人地类似，比如让长话客户补贴市话用户，让低谷时的用电户、通话者、道路使用补贴尖峰时的使用者，等等。

　　是不是各种利益团体在看似不同的政体中“生产”政治影响力的动机与成本其实差别不大呢？为什么在一般的用语中，利益团体常被称为“特殊利益”团体？一般利益在各国政坛上又为什么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呢？

　　在市场经济之中，任何一项税收或补贴、或任一项政府管制的改变都会使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受损。好的制度，也就是有效率的制度，是使那些总得益大于总损害的政策得到执行，相反效果的政策则会遭到否决。

　　任一政策的受益人与受害人，都会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如果他们的影响力与其利益变动成正比，那在受益与受害团体间的谈判、交易甚至斗争的过程中，好政策自然会胜出，因为得益方的力量比受害方的力量大，而无效率的政策自然会遭否决。此时，政治市场中的竞争均衡会是有效率的，我们就可以不管，就应该放任利益团体的组织、竞逐——如果假设这些组织、活动费用可以不计的话。可惜，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要动员那些利益团体的成员共同支持或反对某项管制或税目，必须要想法让他们每人出钱出力，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争取来的政策对小团体而言是“公共品”——为了维持外资超国民待遇，外资汽车公司、A地方政府写信给商业部、出钱请教授做“研究”写文章，反对外资待遇国民化。而外资电脑公司、B地方政府不必花钱、花力气、花面子，一样可以享受外资汽车公司、A地方政府“辛苦”争取来的政策。

　　换言之，外资电脑公司与B政府可以搭外资汽车公司与A政府的便车，可以不劳而获。所以要动员这些利益小团体们不容易———每人都希望别人努力“游说”，自己则坐享别人争来的“公共品”(政策)，而且这种搭便车的动机会随此群体的人数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

　　所以建立一个能克服这种“三个和尚没水喝”问题的组织，其组织成本会随其人数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高，其能发出的影响力会不成比例地减小。换句话说，利益愈集中力量愈大，愈分散则力量愈少，特殊利益团体会因此系统性地压倒较广泛的利益，更会压倒全民(国家)利益。

　　通常一个政策的得益方与受害方，其分散度并不相同，双方在政治市场中能发出的能量，并不会与他们的利益成正比。胜出方未必就是那些总得益大于总损害的好政策。

　　事实上，对美国政府经济管制行为的主要结论是——行为不理性，系统性地偏离效率准则，偏离任何所谓的“公平”标准，即使何谓“公平”本身也并无定论。

　　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我们不能将经济政策交付给利益团体“博弈”决定。比如在美国：几百户甜菜农，联合了从玉米中提取果糖的加工厂与玉米农，竟然使美国糖价几十年间比国际市场贵几倍，而3亿受害的消费者加上用糖大户

可口可乐等食品巨人竟然一路输到底———尽管其总受损量清楚地大于糖业的得益量。东南部一小撮幸存的纺织厂，其工厂主及工人，竟然能让美国政府要求外国政府对

纺织品设限，等于“逼”外国政府(或厂商)收取美国的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受到的损害远远超过这一小部分人的得益，达数十年之久。

　　在得票多者胜的美国式民主下的政治市场上，似乎总是多数服从少数，以至政府决策明显地、系统地偏离“全民利益”。

　　两党制下的美国如此，那么一党独大的、内阁制的日本如何呢？政府行为也差不多，也是少数农民“剥削”市民，农产品贵到其国民愿意从美国提着牛肉与大米回家。我国多年来“剪刀差”的方向相反，是农民“哺育”市民，是不是也是因为我国与美日相反——市民是少数，农民是多数呢？而这二十多年来农民／市民的比例快速下降，是不是正是推动近年来“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转变的真正力量呢？也许。

　　上述分析，说明利益集中(或分散)的程度会影响利益转化成政治力量的效率，其中并没有假设特定的政体形态，所以应该在任何政体下，特殊利益都将胜过一般利益。

　　如果制度使媒体广告决定政客的饭碗，利益团体就会组织政治献金；如果清廉的政治家相信学者，利益集团就会资助对其有利的学者、学派的研究与出版；如果国家实行科举考试，他们就会资助穷苦书生考试，并对中举者谋官必要的应酬进行融资；如果地方官的升要看招商引资业绩，他们就投资换取廉价土地；如果政府腐败，游说集团就会集资贿赂；甚至如果天下大乱，他们就会像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北方工业主和南方庄园主一样，出钱资助对其有利的内战一方！

　　正因如此，斯蒂格勒才会有前述的观察：利益团体在表面很不同的政体下，其影响相当类似，因为政治力量的形式是可塑的。

　　这里只谈了利益分散／集中对政策博弈的影响，没有谈利害总量会受哪些因素，比如产品或要素的供给或需求弹性的影响，为什么租金好像总能产生比利润、工资或利息更大的政治能量等问题。即使如此，我们已可确定，政府必须理直气壮地抵抗各种利益集团的关说、宣传、压力、收买等活动，防止特殊利益凌驾于全民利益之上。这或为中国走向

和谐社会必须应对的一大挑战。(作者为国际济丰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