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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日决定，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这是一个积极之举。除减少贫富差距的社会意义外，其经济学上最大的功用乃是利于国富。
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对奢侈品消费征税是惯例，也是一种社会文明；反之，极尽奢华消费的，往往是新兴国家和不开化群体。
这个现象，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已察觉。他发现，在伦敦这样的商业性城市，人们把钱不断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取利，钱周而复始地生钱，城市就变得富裕；反之，在欧洲一些王国色彩浓厚的地方，人们竞相攀比奢侈消费，国民整体生活贫穷。
对奢侈品消费是理性还是疯狂，是商业文明的判断指标。举例说，目前，中国内地已成为瑞士高档手表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虽然我们不算富裕，但高档手表消费却呈爆发式增长。去年，在山西煤炭商发财后，全球奢侈品牌专赴山西推销。煤老板把赚到的钱用于奢侈品消费来炫耀，而不是技术改造和再投资。
奢侈品消费中凝积了新兴国家创业阶层的大量资本，使其流动性停止，资本用于再生产的数量减少后，便减少了整个社会的地租和劳动价值，抑制了国民财富的积累。
一个国家的高速崛起，第一要义是其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国民财富的重要来源，另一个重要来源则是国民的节俭。
中国人对于节俭的推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美德。实际上，节俭能有效地减少社会资本向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转移，促进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进而富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就此写了一章，将节约称赞为“国民之恩”，即是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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