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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春徘徊在身后的招聘广告之间，不知道何去何从。本报记者麦圈／图
□本报记者雷剑峤
“炒更”就是打临时工。“炒更”现象很多年前就已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但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在这一地区的服装制造业和电子制造业，越来越多的外来工正在加入“炒更”队伍。
谢小春慢慢退出一家叫励发的制衣厂，穿制服的门卫在他背后关上铁门。他继续顺着镇口的大街走，看到有门口贴着招聘启事的就进去。谢小春希望找到一家待遇过得去、经常放假，还能轻易申请假期的工厂。但他开始感觉到，这样的工厂真不好找。
一般的外来工对劳动时间观念淡漠。但谢小春不一样，因为他需要随时能够离开他的岗位，去给另一家短期雇用他的工厂干活；在这段短则数天长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能够收取更高的工资。他把这种方式叫作“炒更”。
镇口是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一个工业区，这里的数百家制衣厂大多是一些具有几十人规模的小型加工厂，工人们几乎都是外来工。谢小春来自江西省瑞金市。他指着不远处的工厂说，镇口1／3的外来工都炒过更。
“炒更”现象很多年前就已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但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在这一地区的服装制造业和电子制造业，越来越多的外来工正在加入“炒更”的队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小京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也看到了这一新现象，他们在不久前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开始调查研究东莞的“炒更”群体。
他们把“炒更”工人称为“临工”。在他们看来，“临工”从普通农民工中分化出来，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
工资更高，工作更累
谢小春第一次知道“炒更”这件事是在2002年过年前。当时他在制衣厂里没有拿到事前说好的1000元月工资，正在向一位伙伴抱怨工厂说谎话。他的伙伴对他说起“炒更”，并鼓动他一起来做。“他告诉我，我得到的钱会翻几番。”谢小春说。
他跟着他的伙伴来到另一家工厂。和另外100多名从四处汇集而来的工人一起，他们开始日夜赶工，并因此放弃了返回家乡的计划，在工厂里度过了农历新年。一个月以后，当离开那家工厂的时候，谢小春把3000多元拿到手。那位伙伴说得没错，这的确是在原来的工厂里得到的工资的几倍。作为庆祝，谢小春和他的炒更伙伴们到一家川菜馆一起吃了一餐饭。“炒更”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并且按时支付。东莞市劳动局虎门分局就业办公室主任郑沛祥说，“炒更”的工资标准比一般工人工资高20％至30％。
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如果你在制衣厂里是一名负责熨衣服的固定烫工，老板在为你提供食宿的同时每天会付你30元；但如果你是老板在生产定单多得无法由本厂工人完成的时候临时聘请的烫工，你的报酬将会是每天80至100元。
当然，有资格“炒更”的前提是———你必须是一名手艺娴熟的熟练工人。“个个都是高手，”谢小春说，“就算是赶工，产品一般也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有些工厂还会在临时聘请工人前进行考核。”綦玖财说。他现在每天都在镇口银发制衣厂上班。1998年9月，他告别了码头搬运工的工作，进入制衣厂。一年后，他就开始趁休息时外出“炒更”。綦玖财和谢小春都是25岁，他们已经成为服装制造业的熟练工人，可以胜任流水线上的所有环节甚至单独制造成衣。
高工资意味着更繁重的劳动。谢小春记得他在那年的农历大年三十上午仍然呆在车间里。当看见其他外来工按照习俗回乡和亲人团聚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后悔。“就想回家，”他回忆说，“也不想钱的事了。”
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年初一短暂休息后，所有留下来“炒更”的外来工们在年初二那天恢复工作。
綦玖财同样如此。他用一天半赚了120元，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整整工作了18小时。“冬天两条腿站得硬邦邦的，做完后两小时里动不了。”他说。超时工作对大多数中国农民工来说是家常便饭，与拖欠工资等其他更糟的情况相比，疲劳显然算不上什么。
据谢小春估计，炒更工人被拖欠工资的只有“千分之几”。綦玖财也说，大工厂是不会这样做的，说好熨一件衣服给3角钱就给3角钱。
但谢小春仍然坚持炒更工人必须与工厂签定合同。他列举说，合同事项要包括劳动一小时或者制造一件衣服付多少钱、工作到什么时候结束等等。“不写清楚，他怕我们，我们也怕他。”
郑沛祥证实了炒更工人与工厂之间曾经出现过劳动纠纷。按照合同，120多个工人的工资在工作结束后的两天内要结算完毕，但有一家外资工厂没有兑现合同。郑沛祥说，在前往劳动局的路上，工人们仍然对像他们这样的短期工是否受到劳动法的保护而心怀疑虑。
对于这点，郑沛祥的回答是：“只要他们之间发生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局就要保护，不管工期有多短。”
“你要有中间人”
在虎门镇，参加“炒更”的工人们通常成群结队，中间人就是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纽带。“一个人绝对找不到炒更的地方，”綦玖财说，“你要有中间人。”
中间人负责从工厂那里获得生产定单，也负责通过电话与工人们联系，把他们召集而来。召集的人数多少，就是一个中间人实力的体现。
“他是数一数二的。”谢小春用充满崇拜的语气谈起他认识的一位中间人，因为据说他可以调动1000个工人，为此需要包下一个大饭堂供工人们吃饭。
那位由“炒更”工人成长起来的中间人是谢小春的榜样。去年，谢小春成为一位初出道的中间人。
他在一家工厂“炒更”的时候，厂长邀请他正式入厂，担任指导工。在制衣工人眼里，当上指导工意味着已经跻身工厂里的管理阶层。但谢小春拒绝了邀请，因为他觉得那家工厂条件差，价钱低。
在厂长就要失望地离开时，谢小春突然说，干脆把定单包给我做吧。他得到了同意。开始他带去的炒更工人有16个，这个数字就是他当时实力的真实体现。后来，他又陆续招来了30多个工人。
半个月后，谢小春赚到近6000元。这不仅是劳动所得的工资，还包括做中间人的提成。按照行业规矩，中间人向炒更工人收取5％至10％的提成。谢小春说，没有这些提成的话，他在那次炒更中的收入将会减少2／3。
但谢小春并不认为当中间人是一件容易的事。中间人要承担“炒更”队伍的各种开支，这些开支包括请工厂里的管理人员和保安吃饭、喝酒、抽烟，以保证“炒更”工人不会受到他们的刁难。谢小春说，这是因为“炒更”工人的工资比较高，引起了管理人员的不满。“他们会做一些小动作，比如在验收时卡你。”
谢小春这样看待中间人与“炒更”工人之间的关系：“人家不是白给你钱的，你要比平常操心好几倍。”
綦玖财没想过要做中间人。他把中间人形容为“油嘴滑舌、很会说话”的一群人。“我只想通过自己劳动赚钱，”他说，“赚人家的血汗钱，道理上说不过。”
不过，他却对中间人向他收取提成表示理解。从7年前起，他所有“炒更”活动的中间人都是他的朋友，他说他信任他们之间的友情。“如果他做了不值得信任的事情，他不会做得长久。”
渴望再做“长工”
成为中间人是谢小春最好的选择。但现实显然没有这样简单。用他的话说，这需要金钱和人际关系，也需要机会。
他还尝试过创办了一家小型加工厂，取名叫永立协助中心。他用1万多元购买了七八台衣车，试图长期地接到待加工的货品。但是他遭到了挫败，半年后他把衣车给卖掉了。他说，他把2／3的金钱和精力都用在建设与其他工厂的关系上。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拿不到货，拿到的货不好你也赚不到钱。”
继续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炒更”上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人要跟着工作机会跑，所以炒更工人往往按天数租用住处，但工作机会并非触手可及，炒更工人也许会在临时住处呆上一阵子。谢小春和女朋友住着的那个8平方米的小房间月租是300元，但他们现在每天要为它支付15元，如果被迫住上一个月，他们将会多付150元。
在从家乡过完新年回来的日子里，他还接到过中间人叫他去“炒更”的电话。当他正准备前往那个叫南侧的工业区的时候，中间人再次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别人顶替了我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炒更”无法给他们带来安定感。谢小春的女朋友曾经梦想着开一家内衣店，因为她在内衣厂工作过。但在今年初认识谢小春之后，这位姓欧阳的女孩子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要到处跑，我也要到处跑。”她看着谢小春说。
綦玖财不想到处跑了。银发制衣厂是他呆过的第七个工厂，一年多前，他来到这家只有30多个工人的小型工厂。他习惯了每天打卡，晚上一下班就回到在另一个工业区沙田租的住处，见到在手袋制造厂工作的妻子。
只有在工厂放假的时候，他才会偶尔去“炒更”。他更喜欢这样强度的“炒更”工作：10个人用3天熨1万件衣服，每人每天熨300多件，每件赚3角钱。“轻轻松松，比较好玩。”他说。
他认识一些把“炒更”当作职业的朋友，他们拒绝长期进入工厂，在不炒更的日子里，他们或者开个小吃摊子，或者干脆闲呆着。綦玖财说自己不像他们，“一年炒十几天，赚1000多元，过年够花就行了。”
綦玖财的亲身体验是，炒更的收入降低了，以前一天能赚120元，现在只有80元。越来越多的工人来炒更也提高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谢小春就碰到过被另一个队伍抢走定单的事情。
谢小春开始重新向往成为一个“长工”。他说：“除非工厂条件太差，工人才会想出来炒更。”这个转变说明，认为炒更工人代表着一种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的看法，也许同样过于乐观。与当初的兴起是出于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一样，当发现情况并非想象中那样时，他们会作出另外的选择。
复杂的“炒更”现象
炒更工人大量出现在东莞市，是由东莞市的产业特点造成的。服装制造业是东莞市尤其是虎门镇的支柱产业，虎门镇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副会长谭志强说，虎门镇拥有6000多家服装制造企业。
服装制造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生产定单具有很强烈的季节性。年前与转季时节都是服装制造业的旺季，每逢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制衣厂都开足马力。小型制衣厂没有充足的资金增加生产设备与扩充人员，一旦定单的要求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它们只能求助于外界。
“在别的行业没有这种状况，只有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服装制造业才会有。”谭志强说。有资料显示，虎门镇的65万常驻人口中有35万人从事服装制造业，其中大部分是制衣厂里的生产工人。
当淡季来临时，工人常常连正常的工作机会也得不到。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在成长为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熟练工人之后，工人选择了“炒更”。綦玖财和谢小春承认，如果一年内能把四五个月用于“炒更”，获得的工资相当于平时在工厂里干上一年。
东莞市劳动局虎门分局就业办公室主任郑沛祥解释炒更的另一个起源是当地存在众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制衣厂，它们无法为工人提供食宿，这些工人逐渐变成以“炒更”为主要劳动方式。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小京承认，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劳动关系不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实际情况是，那种认为“炒更”工人在与企业主的博弈中拥有讨价还价能力的看法无疑是过于乐观了。谢小春说，这个过程仍然是由企业主支配。当然，要比普通工人好(谢小春把这种工人叫作“长工”)，“做长工，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
企业老板们虽然需要这些“炒更”工人，但对他们却没什么好感。綦玖财的老板、银发制衣厂的主人周银城就对“炒更”工人十分不以为然，他经常给他的工人灌输“炒更”的弊端，把“炒更”工人的工作地点和时间隔离起来，并安排监督者，以免企业的系统管理被破坏。他时刻警惕着来到他的工厂里的“炒更”工人，认为稍一放松他们就会在他的眼皮底下鼓动其他工人离开这家工厂。他把这叫作“放毒”。
但研究者和官员对这个现象表示肯定。“我也不提倡过于自由的用工，”郑沛祥说，“但是，你不能说这样的人对企业、对社会有坏处。”谭志强认为这是市场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正常现象，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对企业发展起了稳定作用。
刘小京不同意现在就对“临工”现象作出价值判断，比如在超时工作方面的指责。他认为在定单工业里，要求工人每天只工作8小时是不现实的。他说，炒更可以体现工人的意愿，在生产中确实也有它的作用。
他表示，他所在的课题组仍然在对这个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
(P115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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