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溯流而上

　　专访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

　　中国制造溯流而上

　　

　　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韩萌／图

　　□本报记者邓瑾

　　“未来十年，中国企业还是处于追赶状态，但在追赶过程中不至于像20多年前那样差得那么远”

　　“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不要说全球，中国市场都很难守得住”

　　“中国企业在联合开发技术方面做的不如国外企业，这与企业领导人的意识有关系，与中国企业的体制和机制有关，更深的还有文化的关系，但是绝对应该往这方面做”

　　“创新的影响在中短期见到效果的，可能就是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另外就是社会的价值导向”

　　“中国要建立三星这样的企业，首先要有能够管理三星的人，这种人在中国还是很少”

　　被视为“市场换技术”之典范的中国彩电业，如今在外资的夹击下被打回原形，这是缺乏核心技术的恶果。

　　在彩电业一旁，中国的手机、汽车等行业面临同样的症结。并非没有引进过核心技术，关键是一味在市场上埋头苦战的中国企业，缺乏推陈出新的动力和意识。

　　不过，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今非昔比，也催生了TCL、联想、华为、中兴等一批初具规模的本土跨国企业。

　　在国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之后，它们将成为创新的主体。《南方周末》为此专访了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希望传达出这些企业领导人对于自主创新战略的看法和意见，有助于“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不是超越，而是追赶

　　《南方周末》：20年前在显像管时代，中国彩电企业没有核心技术；20年后进入平板时代，中国彩电企业仍然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有人说，我们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李东生：我不同意“退到20年前”的观点。中国企业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在过往20多年间已取得很大进步。因此，我相信未来20年内，中国电子百强的前30名中一定能出现世界级的卓越企业。

　　IT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许多电子企业的竞争规则，很多成功企业的成长历史并不长。就TFT－LCD(平板电视核心技术之一)来说，台湾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也不过10年的时间。

　　在传统工业中一个企业要积累竞争力需要很长时间，而电子信息产业相对来说要短一些，只要把握机会，还是有可能较快地追赶顶尖的企业。在这个阶段，我不敢轻易用“超过”这个词，现在来看还有些遥远。未来10年，中国企业还是处于追赶状态。

　　虽然技术上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对国外的竞争对手已经十分了解。所以中国企业在追赶过程中不至于像20多年前那样差得那么远。

　　《南方周末》：在1970年代，韩国也是像中国一样，从组装开始进入彩电工业。然而现在，韩国企业不仅掌握了平板电视的核心技术，而且在汽车、芯片等领域实现了技术的自主升级。而中国却整体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是什么让我们错过了技术升级的机遇？

　　李东生：对你的结论，我不完全赞同。

　　从中国目前的企业现状来看，我们在制造供应链方面是最有优势的，我们应该能在效率、速度、成本控制方面做得比国外企业优秀。日本的船井、台湾的鸿海都是以代工为主的公司，他们的业务增长、利润和产品制造相关的核心能力、技术能力的提高都是不错的。所以专注于制造方面的发展是适合许多中国企业的一条路。不要一讲到自主创新，就觉得为别人加工就是不光彩、就没有前途。这个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

　　是不是每个企业都搞自主创新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自主创新的含义、层次绝对是要有分别的。我们发现全球大部分的原创性专利、知识产权，都是来源于大企业。中国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民族企业，培养自己的跨国公司，作为自主创新的骨干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应该更大力度地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很难在全球市场建立和巩固我们的品牌。没有这种能力，不要说全球，中国市场都很难守得住。

　　但是中国经济未来一定会有大量第二层次的加工厂，这样中国企业才能实现多元、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发展。

　　两条腿走路

　　《南方周末》：您刚刚不断提到了自主创新“能力”，而能力的提高受到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我们该如何克服呢？

　　李东生：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技术间的交流和重合是大趋势。看起来TFT－LCD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事实上早在30年前这项技术的雏形就面世了。很多的原创发明是美国和欧洲拥有的，日本将这些技术产业化。最初日本较成功的产业化是应用在小屏幕LCD－TFT，所以一直到现在日本企业一直在这个领域占绝对优势。在此过程中，日本改善发明了许多相关技术，所以LCD技术专利的拥有数量日本排第二位。

　　但在这一波大尺寸LCD产业化过程中，日本落后了一点，韩国的企业崛起了，主要是三星和LG－飞利浦。台湾技术的起步是从日本转移过去的，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产量与韩国不相上下。

　　我的意思是，任何技术是互相转移和渗透的，不能因为强调自主创新，就非要关起门来从零做起，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也是绝对行不通的。我认为需要有开放的心态，通过积极交流、合作，建立最适合我们起步的跳板。当然，别人一定会藏起最好的东西，多少钱都不卖，但一定会有一部分卖出来，都是生意嘛。

　　另外一定要潜下心来，努力开发，通过合作能取得技术，但不能将自己的未来都建立在买的基础上。显像管时代的技术连续引进的教训要引以为戒，在发展当中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可以一部分知识专利是买来的，但若干年后，一定要不断产生自己的知识专利，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技术在不断更新淘汰，如果技术更新速度快，我们将很有机会在未来、下一波技术中成为领先者之一。

　　在平板电视方面，如何去追赶，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以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同行学习引进技术，让自己处在尽可能高的起点，然后自己要努力往上爬，不能坐等赚钱，这是行不通的。

　　《南方周末》：不过我们也看到，研发是要冒风险的。您如何看待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或者政府组织行业主要企业对行业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等这些研发方式？

　　李东生：方式有很多种。政府很鼓励自主创新，在资源投放方面也会加大力度，企业间也会加强产业联合开发。可以看到，现在国际上很多技术都是由企业联盟拥有，中国企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努力。中国企业在联合方面做的不如国外企业，与企业领导人的意识有关系，与中国企业的体制和机制有关，更深的还有文化的关系，但是绝对应该往这方面做。

　　在LCD技术方面，最近有日立、东芝、松下联合开发；PDP技术，也有联盟。这段时间做的“聚龙项目”，就是尝试企业之间联盟来推动的事。其实“聚龙项目”这个项目最先是TCL提出来的，但合作不容易。不过各企业领导人都有这样的意识，觉得这个概念是对的，虽然有很多难处，希望能走到底。

　　单讲企业是主体是不够的

　　《南方周末》：有人说，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很大制约是我们的创新精神不足，而这跟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也有很大关系。您怎么看？

　　李东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有欠缺的，中国文化也不是特别鼓励创新。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我认为这些观念在逐步转变，要改变社会文化、教育系统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的。所以对创新的影响要在中短期见到效果的，可能就是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另外就是社会的价值导向。

　　政府正大力呼吁这样做，我认为非常好，在价值导向方面能大力去推动就非常有效。这样，在企业内搞创新的人也会有社会地位、工作得到承认。之后需要做的就是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这非常重要的。

　　国外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发展中能产生那么多技术、能够在全球领先，为什么中国不行？中国也有企业，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从来没有少提过，为什么没有效果或效果不好？单讲企业是主体是不够的，必须研究什么样的企业体制和机制才能真正地有效地成为创新主体。

　　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要考虑企业五年10年之后的发展，所谓自主创新能力的建立绝对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现在做的事情要在三五年之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如果企业领导人不去做这些事，自主创新能力就很难建立。大家都希望马上见效，至少今年做的事明年就要见收成，因为我这届的任期就三年，为什么做一些事情留给后人呢，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股权期权的问题。

　　股权期权固然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现在很多大企业的领导人拿到的股权期权都非常小，所以企业要有长远的机制。企业的董事会对企业的管理层的考核是否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的、长远的评价，而不是只留意当年赚了多少钱，企业董事会应该考虑这种长远的价值的建立如何在当期的绩效考核中体现。另外在企业机制方面，比如说企业对未来的投资，现在政府已经开始考虑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财务政策方面的帮助。未来投入造成对当期的影响是肯定的，这种影响是否应该有更清晰的界定。

　　未来国有企业也应该培养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可能源于国有企业自身，也有可能源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职业经理人应该按照企业的规则去管理，不要和行政管理混为一谈，这两种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都是不一样的。

　　中国能够管理类似三星此类企业的人太少

　　《南方周末》：不少专家认为，三星的技术追赶和跨越道路应该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样板。您怎么看？

　　李东生：我认为三星的成功不是体制或业务模式有什么独到的地方，韩国的LG、现代、大宇、双龙企业几乎都是三星这种模式。三星之所以特别成功，重要的还是企业领导人的观念、意识和

执行力。

　　管理的原理没有太多差异，EMBA的学生基本上将前人所有的归纳总结都学了一遍，问题是能不能真正领会，能不能根据企业的实际、社会环境的实际、产业发展的趋势，有效地选择推行的方式和推行的力度。

　　但是三星经验有一点是值得中国政府、社会、企业研究和参考的，一是政府和社会对培养自己的跨国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强大就一定要有强大的企业，这意味着不能用“撒胡椒面”的方式来支持企业，国家和社会应该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最能成功的企业，这意味着资源一定要有所集中，政策导向也应该鼓励往这方面发展。

　　这次来北京我提出建议要鼓励规模兼并重组。这不是一句口号，一定要有政策。兼并重组带来一些人员问题，下岗职工如何安置、原来的债权债务如何处理，国家在产业和金融政策是否能鼓励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能否给一些鼓励的措施，这些都是一条一条很细的问题。

　　如果长远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还在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能力素质的提高。三星并没有什么秘方，它的管理团队和老板是很强的。中国是否也应该营造一种这样的氛围，营造一种这样的机制，培养我们自己的高素质职业经理人。

　　前两天参加

人民网论坛的讨论，有网民义愤填膺地说，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和员工的收入差异太大了。我回答说，相比国外企业，我们的差距还不算大。对一个企业来说，企业经理人、企业领导人太重要了，如果企业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企业很难成功。要吸引最优秀的人，就必须给出相应的报酬条件，大家千万不要有均富的思想，这样是搞不好经济的。

　　所以中国要建立三星这样的企业，首先要有能够管理三星的人，这种人在中国还是很少。中国职业经理人要意识到自身的差距，自己要学习成长，整个社会的氛围要帮助这些人成长。现在我认为这种氛围有好的地方，也有难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是比较幸运的，身处惠州，惠州各界对我们鼓励帮助，没有这一条，TCL走不到今天。去年TCL经营困难，当地政府是大股东，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和支持。但是整个中国的产业环境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提升空间。(P1151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