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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红利将是政府扩大社会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16日 14:45 南方周末

  “国企红利将是政府扩大社会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

  ———专访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部主任郝福满(BertHofman)

  

国企红利将是政府扩大社会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

  郝福满(BertHofman)

  □本报记者邓瑾

  今年2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名为《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分给谁?》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被人们长期所忽视的现象: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向政府分红。而在其他国家,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股东,通常会像其它股东一样从企业那里获得红利。

  针对这一现象,该报告提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都是公共财政收入,应该作为公共财政收入进行管理。国有企业的红利和改制收入应上缴财政部。

  世界银行为何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份报告?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国企改革又作何评价?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部主任郝福满(BertHofman)。

  记者: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没向国家分红?当时你有何感受?

  郝福满:去年某个时候,我的同事高路易(LouisKuijs)正调查中国的储蓄率,当考察企业储蓄(相当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数字非常高。然后我们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发现企业没有支付多少红利,特别是国有企业没有将一点儿红利分给国家。我们听说这一政策自1990年代开始施行至今,当时国企的处境非常艰难。然后我的同事高路易、张春霖和BillMako就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资委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之后写了那篇报告。

  记者: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吗?如果是,为什么是现在出,有什么考虑吗?

  郝福满: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没有找到除此之外的任何一篇研究报告,当然,我们可能不知道有些中文出版物写了这类题材。我们决定发布这份报告以在中国引起争论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目前国企利润相当高,因此它是一个重要话题;二是在中国,人们对过度投资有一种担心,我们发现未分配利润是投资的一个巨大来源。因此分红政策将是降低投资增长率和重新平衡经济的一个好手段;三是政府希望扩大社会支出,从国企分红将是获取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记者:有些中国学者称,重新定义什么是国有企业以及做国有企业是为了什么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认为国家或政府注入公共资产帮助改组负债累累的国企,但重组的果实(很多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却主要被外国投资者享用。你的看法如何?

  郝福满:看起来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国企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在中国与之相关联的一个词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对它的最好解释是,它是一种希望以市场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经济。国企能起到一种作用,如果它们能比市场更好地达成社会主义目标的话。例如,这能在具有公共商品特性的商品生产(如电网)中体现出来,或者体现在当它们为那些暂时不能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的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如能源安全)服务之时。世界各国已经通过不同的方法阐释了这一作用,但公平地说,国企在经济中的份额在缩减。

  第二个问题是谁从IPO上获得利益,而你表达的意见看起来是一种误解。首先,大部分国企首次公开募股时没有向外国人提供机会,而是提供给国内投资者,或者通过中国的股票市场,或者通过直接销售。其次,如果一次IPO被很好地完成,实际上将意味着它提升了该国企的最高价格,因此是卖家———国家———获利,而非原则上获得可预见每股税后收益的买家。当然在中国,IPO或出卖国有企业所获得的资金通常不是流向所有者(国家),而是重新在企业内投资,有时候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有时候则没有。

  记者:如何区分国企的税金、利润和分红?在世行的报告里,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分红政策。但是,如果把国企的税金、利润和分红政策放在一个框架里讨论,国际上主要的政策组合是怎样的?

  郝福满:认识税金和利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问题,我认为这很重要。在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清楚。每个企业都要向国家交税,而红利是支付给公司所有者的。对国企来说,它们的所有者恰好也是国家,但那并没有关系。

  正如报告所说,让国企向国家分红理由充分。首先,企业内资金分配并没有达到通过金融业分配那样相同的监管程度,可能令分配的效率降低。一个企业的发展和盈利前景越低,公司治理越弱,净利润被无效率地用来进行过度投资、公司额外补贴或对企业不利的多元化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至少把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支付给股东,就能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企业里,保留大部分利润也可能导致企业的顺循环投资行为,令经济容易进入“繁荣而后崩溃”(boomandburst)的循环之中。当公司治理能力弱的时候,这些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其次,国家有理由通过它的资产获得部分回报,正如其他的股东一样。现在这种观点已变得更有根据,因为国家已经承担了企业的大部分重组费用:它已经接管了诸如学校和医院的社会义务,也已经承担了与失业或提前退休工人相关的大部分支出责任。确实,这些义务的剥离在国企利润上涨方面起到一种巨大作用。

  最后,增加消费目前是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让国企分红将是转变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增加消费作用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记者:你如何评论中国的国企改革?对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你希望中国的国企在未来扮演什么角色?

  郝福满:过去十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所获得的成就,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对这些,我必须说我印象深刻。而对许多失去工作的人来说,这又是非常艰难和动荡的。但失业保险、提前退休和下岗工人再培训减轻了一些改革带来的社会性后果,私有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比国企流失掉的更多。现在留下来的国企比十年前强多了,有些甚至开始具有国际性竞争力。

  然而,我认为国企行业仍会继续收缩,部分原因是许多国企、特别是地方拥有的国企仍然有问题,许多企业处于其他所有制形式能做得更好的行业里。其次,国企所处的部分行业———特别在某些服务行业———获得保护地位,中国政府加入WTO时的承诺正在改变这些待遇,这些国企会预料到未来的竞争将更激烈。尽管如此,国企很可能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P1153321)

  国有企业和国家持股基金的分红政策:若干案例

  (摘自《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分给谁?》,略有删节)

  (图表略,详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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